廖磊，广西陆川人，是桂系部队中的高级将领，在国民党内部也十分受人尊重，位居上将。他从小就对军事方面的东西很感兴趣，一九零七年，他就读广西的陆军小学堂，毕业后又考进了湖北第三中学堂。之后武昌起义爆发，廖磊义无反顾地参加了革命，成为了一名士兵。
一九一四年，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进行深造，毕业后来到了湘军赵恒锡的帐下，从连附一路干到了团长。一九二六年，国共两党开始共同对付占据各地的军阀，北伐战争正式爆发。廖磊二话不说，立即投入到了北伐战争中，担任过第八军第四师的副师长以及第三团的团长，之后又被调去第三十六军当了第一师的师长，后来又一路高升，成为了三十六军的军长，北伐战争中廖磊的晋升之快，足以看出他的才华。
后来因为蒋介石和桂系之间产生了矛盾，蒋介石派兵攻打桂系部队，因为廖磊出生于广西，自然是不会去杀害自己的乡亲父老，于是辞去了一切职务，去了香港。
在一九二九年，因为桂系高层的再三邀请，廖磊回到了广西，成为了桂系的一名将领。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二年，廖磊先后两次率军进攻位于右江的红军根据地，对红七军和红八军一路围追堵截。一九三四年，廖磊再次率领部队在桂北围剿正在进行长征的红军，对当时的红军产生了很大的威胁。
但是我们不应该一味地去责备他的所作所为，毕竟效力于不同的党派，自然思想也是不同。而在抗战期间，廖磊担任第二十一集团司令以及安徽省的主席，参加了许多重大的战役。为了抵抗日军对广西的进犯，他还率先在大别山地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并担任了鄂豫皖边区的游击队总司令。
一九三九年，因为脑溢血，在安徽去世了。死后，蒋介石亲自将他追晋为二级上将，以此纪念他对国民党做出的贡献。
接下来，我们来具体说一说廖磊的事迹。
抗战爆发后，廖磊再次临危受命，被任命第二十一集团军的副司令，后来又担任了总司令和第七军的军长。淞沪会战期间，廖磊率领着军队在大塘地区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消灭了六千多日军，收复了七十多座村庄。一九三八年六月，廖磊又率军依靠大别山的有利地形，直接扼杀了日军的交通线，利用日军交通不便之时，重创了黄梅和广济地区的日军。同年九月，桂系部队组建了鄂豫皖边区游击队，廖磊出任司令员，统领这支游击队。
对于廖磊来说，他最自豪的一件事便是建立了大别山根据地，并将它经营地十分出色。在当时，李宗仁组建边区游击队之时，便已经看中了大别山。这茫茫大山，正是游击队安身的好去处，但是大别山周边地区都是日军，要在大别山开辟一块新的根据地，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李宗仁叫来了廖磊和李品仙，但是他没有说话。被叫过来的这两人自然也知道李宗仁的意思，廖磊见没人说话，便站了出来，主动要求去大别山。廖磊来到大别山后，用心经营，最终让安徽成为了抗战时期桂系经营得最好的地区。
一九三九年冬天，廖磊在安徽病逝，前来慰问的除了国民党高官外，还有董必武等中共高级领导人。
廖磊虽然当了没几年的安徽省主席，但是社会各界对于他的评价都十分积极。张义纯曾经也当过安徽省主席，也在廖磊的手下任过职，他回忆起廖磊，赞不绝口。他说廖磊当官时十分公正清廉，在廖磊当总司令时，对于节省下来的兵饷，都会买军火来补充军备。有些人知道廖磊为人正直，于是便故意穿得很朴素，前来投靠他，廖磊便会委以重任，后来这些虚伪的人被别人揭穿后，便立即将他们革职查办。所以在廖磊当官的时候，安徽省物价稳定，人民生活十分安定。
白崇禧在晚年的时候，谈到廖磊也是十分赞赏。他回忆当时凇沪会战时，廖磊率军与日军激战，伤亡惨重，但是在撤退的时候，他的部队却依然秩序井然，从未强夺过百姓的财物。廖磊在担任安徽省主席的时候，兢兢业业，将安徽治理得井井有条，所以安徽省在抗战的时候，才能坚持八年，没有落入日军之手。
李宗仁在提到廖磊时，对他在大别山的经营成果十分赞赏，在廖磊死的时候，大别山中各项军政设施已经基本成型。
贞观十七年，这一年唐太宗44岁，距隋末晋阳起兵已有26个年头，他想起了为李唐建立和兴盛立下汗马功劳的众多老臣。这些老臣中，有的已不在人世，如魏征刚于年初去世，殷开山早在20多年前、来不及看到李世民登上帝位就在征战途中病逝;还活着的也多已老迈，如李靖已经72岁，房玄龄、高士廉等也都年近70。李世民不禁觉得有些伤感，于是下令在皇宫内修建凌烟阁，命阎立本绘制二十四功臣画像，皆真人大小，由大书法家褚遂良题字，自己亲自作赞，以示纪念和褒奖。
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依次为：长孙无忌、李孝恭、杜如晦、魏征、房玄龄、高士廉、尉迟敬德、李靖、萧瑀、段志玄、刘弘基、屈突通、殷开山、柴绍、长孙顺德、张亮、侯君集、张公瑾、程知节、虞世南、刘政会、唐俭、徐世绩、秦叔宝。这24人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始终追随李世民浴血沙场、戎马倥偬的铁杆“粉丝”;二是资历老功勋大、但与李世民关系一般的将领;三是隋室旧臣或原属其他方面起义军、后归顺李世民麾下的将领。
李世民对旧臣的关爱是众所公认的，但从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的构成可以看出，自始至终属于李世民嫡系的不过三分之一。用现在的话说，这24人并不能一语概之称为“李世民的人”。正是从这一份名单上，回顾24人各擅胜场、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既让人感叹创业的艰辛，更让人深切体会到李世民用人的胸怀。
首先，从严要求秦府旧臣。玄武门事变后不久，李渊退位，李世民如愿登上帝位。由于李渊后期曾有意识地抑制李世民势力，因此这意味着重新论功行赏的机会到了，而当时也确实出现了“诸将争功、纷纭不已”的场面。不过，李世民显然让他们失望了，他不仅没有对秦府旧臣格外开恩，反而更加从严要求，以至于房玄龄不得不提醒他：“秦府旧人未迁官者，皆嗟怨曰：‘吾属奉事左右几何年矣！今除官反出前宫(原太子李建成东宫)、齐府(齐王李元吉)人之后。’”李世民严肃回答：“王者至公无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我与卿辈衣食皆取诸民者也，故设官分职以为民也，当择贤才而用之，安能以新旧为先后哉？此岂为政之体乎！”此外，当有人建议李世民将秦府旧兵选入宫中充实宿卫，李世民同样毫不犹豫地予以拒绝：“我以天下为家，惟贤是与，岂旧兵之外皆无可信者乎！”
李世民对旧臣的关爱是众所公认的，但从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的构成可以看出，自始至终属于李世民嫡系的不过三分之一。用现在的话说，这24人并不能一语概之称为“李世民的人”。正是从这一份名单上，回顾24人各擅胜场、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既让人感叹创业的艰辛，更让人深切体会到李世民用人的胸怀。
其次，出于公心对待其他方面功臣。与从严要求秦府旧臣相映照，李世民对不属于自己“嫡系”、与自己关系一般的其他方面功臣，做到了秉持公心、公正对待。例如，李唐的建立有赖于两大主帅，北方为李世民，南方则为李孝恭。李孝恭尽管战功赫赫，却深谙退让之道，特别是在李世民与李建成夺位战中，始终保持中立，但这并不妨碍李世民将其列为二十四功臣的次席。同样，在关键的玄武门事变中并未明确表态支持李世民的还有李靖与徐世绩，李世民也没有为此产生心结，仍将二人请进了凌烟阁。
再次，不唯亲与不避亲。正是由于从公心出发，李世民在用人上坦然自信，既不以亲疏远近划小圈圈，也不刻意避亲以示“大公无私”。淮安王李神通是李世民的叔叔，李渊起兵时，他是李氏宗亲中唯一于晋阳之外举兵响应的，之后也是战功累累，可谓功劳与苦劳兼备。李神通与李世民素来相善，在太子争夺战中，李神通选择站在了李世民一边，并营救过李世民。如前所述，贞观初期，“诸将争功、纷纭不已”，李神通自言：“臣举兵关西，首应义旗，今房玄龄、杜如晦等专弄刀笔，功居臣上，臣窃不服。”李世民郑重指出：“战窦建德时，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叛乱时，叔父望风而破。玄龄等运筹帷幄，坐安社稷，论功行赏，故宜居叔父之先。”此言一出，诸将皆心悦诚服。与此同时，当长孙无忌提出自己身为皇后之兄，不宜宠任过多，否则“恐天下谓陛下为私”时，李世民坦然回答：“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其有才，虽仇不弃。今日用你，岂因私亲！”
最后，广泛吸收各方面人才，不以出身论英雄。如果说任人唯贤是李世民用人的原则，五湖四海则是贯彻这一原则的体现。李世民南征北战的过程，也是不断延揽各路豪杰的过程，从对立阵营中招引人才更是他的一大法宝。对这些人，李世民都能倾心以待、用人不疑。这里面最典型的当属尉迟敬德。尉迟敬德原是刘武周部下猛将，屡败唐军，后归降李世民，深为李世民器重。但由于之前与唐军将领结怨太深，不久，李世民手下诸将以担心尉迟敬德叛乱为由擅自将其关押，并劝李世民“即杀之”。李世民却不以为然，当即下令释放尉迟敬德，并单独将其带入自己卧室，予之以金，说：“丈夫意气相期，勿以小嫌介意。我终不信谗言以害忠良，公宜体之。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资，表一时共事之情也。”纵是尉迟敬德身经百战出生入死，听了这一番话也是感激涕零，从此更加死心塌地追随李世民。事实上，如果我们注意到大量原属于李密、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以及李建成等人的良臣猛将，最后纷纷归入李世民麾下为其所用，那么，对于李世民的成功，或许就不是什么难解之谜了。
贞观二十一年，李世民曾向群臣自述：“自古帝王多疾胜己者，我则见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才能不能兼备，我常弃其所短，用其所长。人主多恶谏臣，而我未尝因直谏黜责一人。”寥寥数言，无疑可以让我们一窥李世民用人之道的奥秘所在。
作为一代开国皇帝，他虽然在历史上的威名远不如秦皇宋祖，人气甚至盖不过宋高宗。究其原因，除了他“恭俭之司马睿德虽充，雄武之量不足”，一生无所作为之外，还在于他死得太早，死得太窝囊。在非正常死亡的开国皇帝中，能被臣子活活气死的，恐怕也只有东晋的司马睿了。
司马睿，公元276年（咸宁二年）生于洛阳，祖父琅琊王司马伷是司马懿的庶子，魏帝曹芳正始年间，始受封为南安亭侯。
轶事典故
曹魏时期，有一本流传很广的谶书叫《玄石图》，上面记有“牛继马后”的预言，司马懿又请星象家管辂占卜子孙运势，管辂占卜的结果与《玄石图》不差毫厘。司马懿不解何意。后来他位居太傅之职，权倾天下。他手下有个将领叫牛金的，为他出生入死，立下殊勋。司马懿忽有所触，想起“牛继马后”的预言，心里十分忌讳，怕牛金将来会对子孙不利，就派人请他赴宴，酒中下毒，牛金为人坦荡，没有提防之心，“饮之即毙”，就这样稀里糊涂地送了命。
司马懿自此以为，牛金已死，子孙便可高枕无忧坐享福贵了，殊不知世事难以预料。司马懿的孙子司马觐袭封琅琊王后，其妻夏侯氏被封为妃子。夏侯氏人很风流，没多久就与王府也叫牛金的一个小吏勾搭成奸，后生下了司马睿。此即史书所言，司马睿并非皇族血脉，而是琅琊王府小吏牛金的儿子。只是因为有“牛继马后”的传言，导致了战将牛金被冤杀。后人遂戏谑地称司马睿为牛睿，比如明朝思想家李贽，就直称东晋为“南朝晋牛氏”，而不称司马氏。
“牛继马后”，即是指司马睿为牛氏之子，牛姓代司马氏继承帝位。历史文献有多记载，除了《晋书》和《魏书》，《鹤林玉露》《容斋随笔》《宾退录》等书也有相关描述。
司马睿能当上皇帝，主要在于王导、王敦等人的包装和谋划。司马睿初到建邺时，由于缺乏威望，吴人没把他当咸菜。过了一个多月，仍没有人来拜访，这让他感到很尴尬和失望，索性“以酒废事”。在王导的劝谏下，司马睿才从醉生梦死中清醒过来。为了提升司马睿的人气指数，王导和堂兄王敦利用三月三民间集会之机，与其他社会名流毕恭毕敬地骑马跟在司马睿的身后，以反衬司马睿的崇高地位。江东世家大族的头面人物纪瞻、颇荣等人看到这种阵势后，无不对司马睿望风归服。鉴于王导王敦兄弟的鼎立支持，司马睿不仅给他们高官厚禄，还要和他们一起面南背北治理国家，“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即源于此。
王导被疏远后，尚能保持平常心，但王敦却不那么痛快。在他看来，司马睿能当上皇帝，东晋能够偏安江南，王氏兄弟功劳系于一半。大兴三年（320），王敦上疏，为王导“顷见疏外”发表不满，并请司马睿回忆当年所说的“吾与卿及茂弘（王导）当管鲍之交”，言外之意就是指责司马睿言而无信，过河拆桥。这道奏疏到了朝廷，被王导退了回去，而王敦却再次派人送交司马睿。司马睿看到这份奏疏什么心情，史籍中没有记载；但一个臣子公开说自己的不是，司马睿心里的那份郁闷和窝火是免不了的，于是“帝愈忌惮之”。不久，司马睿便“以刘隗为镇北将军，戴若思为征西将军，悉发扬州奴为兵，外以讨胡，实御敦也”。
王敦是个聪明人，不难看出司马睿此举的别有用心。然而，北伐名将祖逖等人的存在，让王敦自知不是对手，所以一直没敢动手。大兴四年（321）九月，祖逖病逝，王敦自认为天下无敌，起兵对抗朝廷的计划也随之提上了日程。永昌元年（322）正月，王敦以诛杀刘隗为名再次上疏，并在武昌起兵叛乱，江南大族沈充也起兵响应。在奏疏中，王敦还以“隗首朝悬，诸军夕退”，来威胁司马睿就范。王敦兵至芜湖时，又上表大谈刁协的罪状，让司马睿杀掉刁协。王敦甚至还提出，如不按照他的意思办，就像伊尹幽禁商太宗太甲那样，让司马睿以此改过自省，重新做人。司马睿“大怒”道：“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生气归生气，但王敦实力不容小觑，为此，司马睿又开始笼络王导。永昌元年（322）三月，司马睿以王导为前锋大都督，自己亲率军队迎战，急招戴渊、刘隗前来救援。然而，关键时刻，守城将周札开门投降，王敦兵不血刃就打进了石头城。司马睿忙命刁协、刘隗、戴渊等人夺回石头城，但均遭大败。戴渊、刁协被杀，刘隗投奔石勒，司马睿一败涂地，“官省奔散，惟有侍中二人侍帝”。
王敦
无奈之下，司马睿“脱戎衣，着朝服”对王敦说：“欲得我处，但当早道，我自还琅邪，何至困百姓如此！”意思是说，王敦你如果想当皇帝，早和我说啊，我把皇位让给你，还当我的琅邪王去。何苦让百姓跟着受苦呢？在历代开国皇帝中，能被臣子搞得这样狼狈，这么窝囊，这般没有尊严的，司马睿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
司马睿近似哀求的话，并没有抚平王敦的狼子野心。司马睿眼睁睁地看着王敦飞扬跋扈，逼辱朝廷，蔑视皇权，却没有一点办法。永昌元年（322）闰十一月，司马睿在极度郁闷和窝囊中去世，享年四十七岁。关于他的死，《资治通鉴》称“帝忧愤成疾，闰月，己丑，崩。”《魏书》称“睿畏迫于敦，居常忧戚，发病而死。”《晋书》称“闰月己丑，帝崩于内殿”，未提死因，显然是为司马睿留了面子。司马睿死后，儿子司马绍即位，继续受制于王敦。太宁二年（324）六月，王敦病死。司马绍在铲除其党羽之后，下令将王敦“发瘗出尸，焚其衣冠，跽而刑之”，总算为父亲司马睿出了口恶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