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七年，这一年唐太宗44岁，距隋末晋阳起兵已有26个年头，他想起了为李唐建立和兴盛立下汗马功劳的众多老臣。这些老臣中，有的已不在人世，如魏征刚于年初去世，殷开山早在20多年前、来不及看到李世民登上帝位就在征战途中病逝;还活着的也多已老迈，如李靖已经72岁，房玄龄、高士廉等也都年近70。李世民不禁觉得有些伤感，于是下令在皇宫内修建凌烟阁，命阎立本绘制二十四功臣画像，皆真人大小，由大书法家褚遂良题字，自己亲自作赞，以示纪念和褒奖。
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依次为：长孙无忌、李孝恭、杜如晦、魏征、房玄龄、高士廉、尉迟敬德、李靖、萧瑀、段志玄、刘弘基、屈突通、殷开山、柴绍、长孙顺德、张亮、侯君集、张公瑾、程知节、虞世南、刘政会、唐俭、徐世绩、秦叔宝。这24人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始终追随李世民浴血沙场、戎马倥偬的铁杆“粉丝”;二是资历老功勋大、但与李世民关系一般的将领;三是隋室旧臣或原属其他方面起义军、后归顺李世民麾下的将领。
李世民对旧臣的关爱是众所公认的，但从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的构成可以看出，自始至终属于李世民嫡系的不过三分之一。用现在的话说，这24人并不能一语概之称为“李世民的人”。正是从这一份名单上，回顾24人各擅胜场、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既让人感叹创业的艰辛，更让人深切体会到李世民用人的胸怀。
首先，从严要求秦府旧臣。玄武门事变后不久，李渊退位，李世民如愿登上帝位。由于李渊后期曾有意识地抑制李世民势力，因此这意味着重新论功行赏的机会到了，而当时也确实出现了“诸将争功、纷纭不已”的场面。不过，李世民显然让他们失望了，他不仅没有对秦府旧臣格外开恩，反而更加从严要求，以至于房玄龄不得不提醒他：“秦府旧人未迁官者，皆嗟怨曰：‘吾属奉事左右几何年矣！今除官反出前宫(原太子李建成东宫)、齐府(齐王李元吉)人之后。’”李世民严肃回答：“王者至公无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我与卿辈衣食皆取诸民者也，故设官分职以为民也，当择贤才而用之，安能以新旧为先后哉？此岂为政之体乎！”此外，当有人建议李世民将秦府旧兵选入宫中充实宿卫，李世民同样毫不犹豫地予以拒绝：“我以天下为家，惟贤是与，岂旧兵之外皆无可信者乎！”
李世民对旧臣的关爱是众所公认的，但从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的构成可以看出，自始至终属于李世民嫡系的不过三分之一。用现在的话说，这24人并不能一语概之称为“李世民的人”。正是从这一份名单上，回顾24人各擅胜场、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既让人感叹创业的艰辛，更让人深切体会到李世民用人的胸怀。
其次，出于公心对待其他方面功臣。与从严要求秦府旧臣相映照，李世民对不属于自己“嫡系”、与自己关系一般的其他方面功臣，做到了秉持公心、公正对待。例如，李唐的建立有赖于两大主帅，北方为李世民，南方则为李孝恭。李孝恭尽管战功赫赫，却深谙退让之道，特别是在李世民与李建成夺位战中，始终保持中立，但这并不妨碍李世民将其列为二十四功臣的次席。同样，在关键的玄武门事变中并未明确表态支持李世民的还有李靖与徐世绩，李世民也没有为此产生心结，仍将二人请进了凌烟阁。
再次，不唯亲与不避亲。正是由于从公心出发，李世民在用人上坦然自信，既不以亲疏远近划小圈圈，也不刻意避亲以示“大公无私”。淮安王李神通是李世民的叔叔，李渊起兵时，他是李氏宗亲中唯一于晋阳之外举兵响应的，之后也是战功累累，可谓功劳与苦劳兼备。李神通与李世民素来相善，在太子争夺战中，李神通选择站在了李世民一边，并营救过李世民。如前所述，贞观初期，“诸将争功、纷纭不已”，李神通自言：“臣举兵关西，首应义旗，今房玄龄、杜如晦等专弄刀笔，功居臣上，臣窃不服。”李世民郑重指出：“战窦建德时，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叛乱时，叔父望风而破。玄龄等运筹帷幄，坐安社稷，论功行赏，故宜居叔父之先。”此言一出，诸将皆心悦诚服。与此同时，当长孙无忌提出自己身为皇后之兄，不宜宠任过多，否则“恐天下谓陛下为私”时，李世民坦然回答：“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其有才，虽仇不弃。今日用你，岂因私亲！”
最后，广泛吸收各方面人才，不以出身论英雄。如果说任人唯贤是李世民用人的原则，五湖四海则是贯彻这一原则的体现。李世民南征北战的过程，也是不断延揽各路豪杰的过程，从对立阵营中招引人才更是他的一大法宝。对这些人，李世民都能倾心以待、用人不疑。这里面最典型的当属尉迟敬德。尉迟敬德原是刘武周部下猛将，屡败唐军，后归降李世民，深为李世民器重。但由于之前与唐军将领结怨太深，不久，李世民手下诸将以担心尉迟敬德叛乱为由擅自将其关押，并劝李世民“即杀之”。李世民却不以为然，当即下令释放尉迟敬德，并单独将其带入自己卧室，予之以金，说：“丈夫意气相期，勿以小嫌介意。我终不信谗言以害忠良，公宜体之。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资，表一时共事之情也。”纵是尉迟敬德身经百战出生入死，听了这一番话也是感激涕零，从此更加死心塌地追随李世民。事实上，如果我们注意到大量原属于李密、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以及李建成等人的良臣猛将，最后纷纷归入李世民麾下为其所用，那么，对于李世民的成功，或许就不是什么难解之谜了。
贞观二十一年，李世民曾向群臣自述：“自古帝王多疾胜己者，我则见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才能不能兼备，我常弃其所短，用其所长。人主多恶谏臣，而我未尝因直谏黜责一人。”寥寥数言，无疑可以让我们一窥李世民用人之道的奥秘所在。
首先是朱元璋设定的政治制度存在缺陷——皇帝与大臣沟通需要经过宦官。朱元璋废除丞相后，明朝渐渐形成了内阁帮助皇帝批复奏章的体制。按照这个体制，明王朝的内阁不能单独行使职权，他的权力来自于自己的“票拟”和皇帝的“朱批”。票拟，又叫票旨、条旨。通常情况下，全国各地各部门的报告文书先汇集到通政司，通政司登记在案，录下副本，然后将所有文书转给皇帝，皇帝看了之后并不发表意见，而是转到内阁，由大学生将处理意见“用小票墨书”后，分别贴在这些报告的封面上，返还给皇帝。皇帝要是同意了，就是红笔抄写工整，颁行全国。内阁大学士的意见叫“票拟”，皇帝的御笔使用朱笔，叫做“批红”。经过批红的文书，再登基备案，录下副本，然后分发各地各部门执行。
只是，大学士跟皇帝之间，还隔着一段距离。对皇帝如何裁决，是不是依照大学士签注的意见裁决，甚至会不会作相反的裁决，大学士不知道，他们很少有向皇帝当面陈述解释的机会。像嘉靖万历时期，皇帝身居宫中，大学士数年甚至数十年都看不到皇帝的影子。比如，朱见深在位24年，始终藏在深宫，大臣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大臣。朱见深死后，朱佑樘登基，依然龟缩如故。38年来皇帝第一次召见内阁，大臣第一次见到皇帝真面目，也只是皇帝朱佑樘跟几位大学士谈了些家常就结束了。
内阁大学士及其他大臣见不到皇帝，他们之间的沟通，就需要宦官这座桥梁。明政府的宦官组织，共有40个机构(12监，4司，8局，16杂房)，司礼监太监仅仅只是40个机构中12监之一的首长，但却是一个最高职位，可谓太监之王。原因很简单，他负责伺候皇帝，并担任皇帝和内阁间的跑腿工作，最接近权力中心。大学士签注的意见，必须司礼监太监先看过，才能到达皇帝处。其次，《廿二史札记》的作者赵冀分析的，是皇帝不理政事。
明朝宦官祸患最厉害的三代皇帝：明英宗和明熹宗两朝，皇帝幼年登基，难以料理朝政;正德皇帝荒淫无度，不肯料理政事。这样太监便有机会愚弄皇帝，从而窃夺权力。
正德皇帝朱厚照15岁登基，正是贪玩的年纪，司礼太监刘瑾，经常趁朱厚照玩乐时，请他批阅奏折。朱厚照就大怒说：“你不会代我批吗？我用你干什么？”而刘瑾等的就是皇帝这句话。从此司礼太监成为皇帝的助手，大学士反而降为司礼太监的秘书——凡有奏折，刘瑾先带回家，与妹夫商量处理意见，由于他们胸中墨水少，写出来的批复言辞粗糙，就交给大学士加以润色，然后再呈给皇帝。这样一来，本属于内阁的票拟权就落到司礼太监手里。大学士的发言权就少了很多。到了后来，大学士都是由宦官推荐。
刘瑾之前的王振，早揭开了宦官当权的序幕。英宗朱祁镇继位时6岁，司礼太监王振带他玩，朱祁镇对他很敬重，称之为“王先生”。在能管得住他的张太后死后，王振威风大增，无人能控制他，权倾朝野。朱见深继位后，大太监汪直更是利用皇帝懒得理政的毛病，窃取了皇帝的权力，自己成了实际上的皇帝。
清朝和明朝的行政制度相似，清朝设军机处帮助皇帝处理政事，也是由宦官在皇帝与军机大臣之间传递。但清朝并没出现宦官专权现象，原因就是皇帝勤政。清朝十二帝，基本都很勤政，经常接见臣下，这样就压缩了宦官弄权的空前。明朝荒唐皇帝多，是宦官弄权频发的主要原因。
廖磊，广西陆川人，是桂系部队中的高级将领，在国民党内部也十分受人尊重，位居上将。他从小就对军事方面的东西很感兴趣，一九零七年，他就读广西的陆军小学堂，毕业后又考进了湖北第三中学堂。之后武昌起义爆发，廖磊义无反顾地参加了革命，成为了一名士兵。
一九一四年，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进行深造，毕业后来到了湘军赵恒锡的帐下，从连附一路干到了团长。一九二六年，国共两党开始共同对付占据各地的军阀，北伐战争正式爆发。廖磊二话不说，立即投入到了北伐战争中，担任过第八军第四师的副师长以及第三团的团长，之后又被调去第三十六军当了第一师的师长，后来又一路高升，成为了三十六军的军长，北伐战争中廖磊的晋升之快，足以看出他的才华。
后来因为蒋介石和桂系之间产生了矛盾，蒋介石派兵攻打桂系部队，因为廖磊出生于广西，自然是不会去杀害自己的乡亲父老，于是辞去了一切职务，去了香港。
在一九二九年，因为桂系高层的再三邀请，廖磊回到了广西，成为了桂系的一名将领。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二年，廖磊先后两次率军进攻位于右江的红军根据地，对红七军和红八军一路围追堵截。一九三四年，廖磊再次率领部队在桂北围剿正在进行长征的红军，对当时的红军产生了很大的威胁。
但是我们不应该一味地去责备他的所作所为，毕竟效力于不同的党派，自然思想也是不同。而在抗战期间，廖磊担任第二十一集团司令以及安徽省的主席，参加了许多重大的战役。为了抵抗日军对广西的进犯，他还率先在大别山地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并担任了鄂豫皖边区的游击队总司令。
一九三九年，因为脑溢血，在安徽去世了。死后，蒋介石亲自将他追晋为二级上将，以此纪念他对国民党做出的贡献。
接下来，我们来具体说一说廖磊的事迹。
抗战爆发后，廖磊再次临危受命，被任命第二十一集团军的副司令，后来又担任了总司令和第七军的军长。淞沪会战期间，廖磊率领着军队在大塘地区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消灭了六千多日军，收复了七十多座村庄。一九三八年六月，廖磊又率军依靠大别山的有利地形，直接扼杀了日军的交通线，利用日军交通不便之时，重创了黄梅和广济地区的日军。同年九月，桂系部队组建了鄂豫皖边区游击队，廖磊出任司令员，统领这支游击队。
对于廖磊来说，他最自豪的一件事便是建立了大别山根据地，并将它经营地十分出色。在当时，李宗仁组建边区游击队之时，便已经看中了大别山。这茫茫大山，正是游击队安身的好去处，但是大别山周边地区都是日军，要在大别山开辟一块新的根据地，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李宗仁叫来了廖磊和李品仙，但是他没有说话。被叫过来的这两人自然也知道李宗仁的意思，廖磊见没人说话，便站了出来，主动要求去大别山。廖磊来到大别山后，用心经营，最终让安徽成为了抗战时期桂系经营得最好的地区。
一九三九年冬天，廖磊在安徽病逝，前来慰问的除了国民党高官外，还有董必武等中共高级领导人。
廖磊虽然当了没几年的安徽省主席，但是社会各界对于他的评价都十分积极。张义纯曾经也当过安徽省主席，也在廖磊的手下任过职，他回忆起廖磊，赞不绝口。他说廖磊当官时十分公正清廉，在廖磊当总司令时，对于节省下来的兵饷，都会买军火来补充军备。有些人知道廖磊为人正直，于是便故意穿得很朴素，前来投靠他，廖磊便会委以重任，后来这些虚伪的人被别人揭穿后，便立即将他们革职查办。所以在廖磊当官的时候，安徽省物价稳定，人民生活十分安定。
白崇禧在晚年的时候，谈到廖磊也是十分赞赏。他回忆当时凇沪会战时，廖磊率军与日军激战，伤亡惨重，但是在撤退的时候，他的部队却依然秩序井然，从未强夺过百姓的财物。廖磊在担任安徽省主席的时候，兢兢业业，将安徽治理得井井有条，所以安徽省在抗战的时候，才能坚持八年，没有落入日军之手。
李宗仁在提到廖磊时，对他在大别山的经营成果十分赞赏，在廖磊死的时候，大别山中各项军政设施已经基本成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