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那些艰难的日子才会决定你会成为怎样的人”。
Facebook首席运营官Sandberg在今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毕业典礼上对着即将走近社会的毕业生们诚恳说道。对于掌控者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科技公司之一的她，生活依然艰难，在命运赋予的横祸之后依然要迅速的恢复过来，世界不会给她的悲伤太多时间。
而坐在台下听她演讲的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毕业生，这些在西海岸湾区的年轻人，很多都要成为Google，Facebook的新生代，或者像当年的乔布斯一样，要在硅谷这个地方梦想着缔造传奇，用科技的力量写下这个时代最为激动人心的故事。
最近一段时间常常加班到凌晨两三点。在这个被称为中国硅谷的城市里，有着城市永远不会暗下的光芒作为背景，一个个被点亮的电脑的屏幕，数不清的年轻人对着这些屏幕的蓝光，写着代码，做着计算，让一个又一个的想法成形。整个世界都是类似的，从华尔街到湾区，那些梦想发出轰隆隆的巨响。
休息的片刻到阳台上抽烟，虽然年幼时候银河璀璨的记忆已经模糊，但是在盛夏时节的夜空中的星星依然让人向往。一个个光点背后都是一颗恒星的重量，一颗看起来只能发出微光的星星，背后到底蕴藏着多么巨大的能量？那我们呢？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是不是自己的努力也能成为暗夜的光亮，被人所见？
我们很容易成为当代城市的一组群像，上下班途中的人潮汹涌，戴着耳机看着手机的我们，在被记录下的社会脸谱上，连一个表情都很难被看见。漂泊不再只是在北上广深，你看着身边的朋友在伦敦，在纽约，在东京，同龄人们在不同的大都会里奋力而又艰难的成长，在无数个孤单呼啸而过的夜晚里，默默地舔舐着伤口。
明明已经很累了，为什么依然看不到路在哪里？
在李宗盛《每一步都算数》的自传式的广告片里，一个年轻音乐人因为经常熬夜而牙龈出血，口腔里满满地血腥味，有着诗与远方的理想，每天却也不得不困顿在房租吃饭，为生存奔忙，焦虑感与迷茫让他不知所措，无数个夜晚里只能看着天色变亮，白天解不开的结，黑夜里满满熬。
生命并没有地图，只有你内心的指南针。
02
贪安稳就没有自由，要自由就要历些危险。只有这两条路。
工作两年的时候，我被巨大的焦虑感袭中。
跟朋友们太多次关于未来打算的谈话，一次次地收到“好好赚钱”这个最戏谑也最真实的答案。不再像年少时可以牛逼哄哄地说出自己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变得现实而审慎，意识到内心深处的理想可能真的永远无法实现。面对着一个不确定未来的无力感，足以让生活变得冷酷。
我对着这个世界还有着数不清的欲望，我对着美好的事物依然有着不知足的贪婪，我想拥有最好的物质，也想着有精神的富足。并不需要能够过着挥金如土地奢靡生活，但是我依然希望生活能够拥有质感，而不是斤斤计较地勉强度日。
实际跟设想里的生活有些不太一样，生活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初入职场时候的新鲜与热情在开不完的会议，写不完的报告，没完没了的加班中渐渐消耗；而工作也不总是顺风顺水，常常因为眼前的不得意而进退失据。工作的原因常常到西欧出差，伦敦，柏林，巴黎，米兰，走过这些曾经有无数想象的城市，在工作的琐碎中也变成了日常，那些听说过的故事都与自己无关，每天依然是朝九晚五，邮件会议。
而少年的傲气锋芒也在工作中渐渐收敛，太多优秀的同辈，远比自己优秀的前辈。说实话认识到优秀前辈的时候，总是又憧憬又绝望，想象着自己也能够成长成一个能够掌控全场又别具洞察力的职场人。同时也心生惶恐，眼看着远远比自己优秀的人，也只能过着籍籍无名的生活，让不甘与力又多了几分。
“我觉得活得越来越小了。”最近一次去单向街的时候我对许知远说，而他正纠缠在20世纪的世纪历史中，写着未完成的梁启超传。谈及对许爷随心生活的向往，“别跟我比啊，你的精神力量能有我强么，我现在做的事情就是我想做的。”
年轻的生命居住在欲望都市里，大概就是这个时代的恰如其分。我知道我的欲壑难填，也知道妥协会积重难返，焦虑像这座海滨城市上空的云烟一样缭绕，但是又怀着悻悻地乐观，缓慢向前。
03
一年前的时候跟深圳的一伙儿朋友有一次未完成的策展，主题是“沸点”，几个来自于互联网行业的青年，在深圳这座新一轮创业的引擎城市里，硬件创新，人工智能，互联网带来的行业变革，一时风头无两，像是让这个时代沸腾的沸点。在这个社会阶级日益板结化的现代，感受到那种科技时代汹涌的变革力量，仿佛一切都有了重塑的机会。
我们都不想被时代所抛弃。
这就是为什么在东八区跟西八区的我们，隔着整个太平洋的宽度，吐槽完硅谷跟深圳的房价，抱怨着公司的种种不是，依然要熬着夜去完成一个又一个的项目的原因。哪怕只是其中的一颗螺丝钉，哪怕只是浪潮袭来时候的一朵不起眼的水花，我们也要用近全力去争取自己的价值，能够发光。
一年前班主任找了我们几个同学回中学跟毕业生座谈，关于未来的话题，说到动情的地方自己也有些被打动，大概是初心的原因，“我不知道在这样一个网络连接一切的时代里，那些不曾见过的风景是不是对你们还有憧憬，我不知道埃菲尔铁塔下看着塞纳河的波光粼粼是不是让你动心，我不知道午夜深处巴塞罗那老城的喧嚣是不是让你觉得动人，但是它们对我有着旺盛的吸引力，并且一直都在。”
对自己生活的选择权有多重要？摆脱来自于生存压力的逼迫，选择权大概是我们能够获得幸福的重要权利，在一个一个的人生岔路口前，我们拥有说不的权利，也能够去追寻自己想要的生活。我们只能听一听年轻人不要老熬夜的老生常谈，却没有办法真正实践，也许是在透支青春，我也想要获得更好生活的选择权。
我拥抱这个世界的渴望比谁都强烈，所以我要走得更远。
世界上的事情，最忌讳的就是个十全十美，你看那天上的月亮，一旦圆满了，马上就要亏厌；树上的果子，一旦熟透了，马上就要坠落。凡事总要稍留欠缺，才能持恒。
上大学的梦想，从六十年代初期我的大哥考人华东师范大学时就开始萌发。当时，在我们乡下，别说是大学生本人，就是大学生的家人，也受到格外的尊敬，当然也不乏嫉恨。我在自家的院子里，常常听到胡同里有人议论：“别看这家房子破，可是出过大学生的！”偶尔还听到有人压低了嗓门议论：“这家是老中农，竟然出了一个大学生！”有一年寒假，大哥回家探亲，趁他睡着时，我把他的校徽偷偷地摘下来，戴在自己胸前，跑到街上，向小伙伴们炫耀。小伙伴们讽刺我：“是你哥上大学，又不是你上，烧包什么？＂那时我就暗下决心，长大了一定要考上大学，做一个大学生。但随着阶级斗争的呼声越来越高，惟出身论搞得越来越凶，我的大学梦也越来越渺茫。到了“文化大革命”爆发，大学停止了招生，我的大学梦就彻底地破灭了。不但大学梦破灭，连上中学的权利也因为家庭出身中农而被剥夺了。按照当时的政策，中农的孩子是可以念中学的，国家要剥夺的是“地富反坏右”的后代受教育的权利．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中农的孩子基本上也都被赶出了校门。制定这套教育政策的人用心十分良苦，他们知道，剥夺阶级敌人的后代受教育的权利，是巩固红色江山的一个最有力的措施。
“文革”后期，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按照政策来说，农村青年，家庭出身只要不是“地富反坏右”、具备了中学的同等学力、劳动积极，都可以接受贫下中农的推荐，免试进入大学。但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那时大学招收的学生少，每年的招生名额，到不了村这一级就被瓜分光了，所谓的贫下中农推荐其实是一句美丽的谎言。后来出了个张铁生，靠着一封信上了大学。现在提起他来，人们大都嗤之以鼻，但在当时，我却十分崇拜他。张铁生的成功唤醒了我的大学梦，使我在绝望中看到了一线希望。虽然我没有读过中学，但在家看过我大哥留下的全部中学课本，尽管数理化不行，但语文的实际水平比那些读过中学的贫下中农子弟要高许多。于是我就给当时任教育部长的周荣鑫写信，向他表达我想上大学的强烈愿望。信发出去不久的一个傍晚，我劳动回来，坐在灶前帮母亲烧火做饭，看到父亲像喝醉了似的摇摇晃晃地走进家门。他的手里，攥着一封信。我本能地感到这封信与我有关。，父亲站在灶前，浑身打着哆嗦。他注视着我，脸在灶火的映照下放着红光。他对我说：“你想怎么呢？”然后他就把手里的信给了我。那是一个棕色的牛皮纸公用信封，已经被撕开，我从里边抽出一张印有红字抬头的公用信笺，借着灶火，看到信笺上用圆珠笔写了几行歪歪扭扭的字。大意是信已收到，想上大学的愿望是好的，希望在农村安心劳动，好好表现，等待贫下中农的推荐。我虽然知道这是官腔套话，但还是受到了很大的感动，这毕竟是国家教育部的复信，我一个农村孩子，能折腾得国家教育部回信，已经创造了奇迹。我听到父亲和母亲低声说了一夜的话，知道他们的心情很复杂。接下来的半年里，我给省、地、县、公社的招生领导小组写了许多信，向他们诉说我的大学梦想，但再也没有回声。村子里的人知道了我在做大学梦，都用异样的眼神看我，好像看一个神经有毛病的人。生产队里的贫农代表当着许多人的面对我说：“你这样的能上了大学，连圈里的猪也能上！”他的话虽然难听，但在当时的情况下，确是到了家的实话，其实，即便队里的猪上了大学，我也上不了。
当时的农村青年，要想脱离农村，除了上大学之外，还有一条路就是去当兵。当兵时如果好好表现，就可能被推荐上大学，也有可能被直接提拔成军官。这是一条金光大道，但对一个中农的儿子来说，当兵在某种意义上比被推荐上大学还要难。从十七岁那年开始，我每年都报名应征，但到了中途就被刷了下来。不是身体不合格，是家庭出身不合格。家庭出身在理论上也合格，但既然有那么多的贫下中农子弟都想当兵，怎么可能让一个老中农的儿子去呢？正所谓天无绝人之路，机会终于来了。一九七六年征兵时节，村子里的干部和几乎所有的社员都到昌邑县挖胶莱河，适龄青年在工地上参加体检。我那时在棉花加工厂当临时工，没去挖河，在公社驻地与社直机关的青年一起参加了体检。正好公社武装部长的儿子也在棉花加工厂当临时工，我知道他父亲手中的权力对我多么重要，平时就注意团结他。征兵开始，我就给他父亲写了一封信，让他送了去。再加上许多好人帮忙，就这样混进了革命队伍。
到了队伍里第二年，高考恢复，我们的领导以为我是高中毕业生，就给了我一次复习功课准备来年参加高考的机会。报考的学校是解放军的工程技术学院，专业是计算机终端维修。领导把这个决定告诉我时，我真是百感交集，连续三天吃不下饭。我知道自己肚子里没有墨水，除了能写作文外，数理化几乎是一窍不通。二分之一加三分之二我以为等于五分之三，而距离高考只有半年的时间，怎么办？考还是不考？最后还是决定考。我让家里把大哥的那些书全部寄来，开始了艰难的自学。学到来年六月，总算入了点门，感到考试不至于得零分时，领导告诉我，考试的名额没有了。这又是一个让我感到悲喜交集的消息，悲的是半年的苦熬白费了，喜的是不必考不中出丑。后来我知道，那年参加考试的人，多半是一些军干子弟，他们的水平比我高不了多少，但还是照顾人了学。如果我参加了那次考试，没准也能被录取，如果被录取，我就很可能成为了一个无线电技师，而不会成为一个写小说的。
就在我的大学梦彻底破灭了时，大学却突然对我傲开了大门。那时我已经参加了党政干部基础课的学习，半年内很轻松地通过了四门，再有一年就可以得到大专文凭，这时，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恢复招生的消息传到了我的耳朵。我带着已经发表的几篇作品跑到军艺时，报名工作已经结束，我的恩师、时任文学系主任的徐怀中先生看了我的作品，兴奋地对当时在系里担任业务于事的刘毅然说：“这个学生，即便文化考试不及格我们也要了。”参加文化考试时，政治和语文我很有把握，没有把握的是地理，但机缘凑巧，考试时，在我面前的墙上，挂着一张世界地图，还有一张中国地图，有一道题是让回答围绕着我国边境的国家，我准确无误地答了这道题，还有一道关于等高线的题我凭着直觉也答对了。这样，我就以作品最高分、文化考试第二名的优秀成绩进入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成了一名年近三十的大专生。
那一届进入军艺文学系学习的学生，有几位已经大名鼎鼎，最有名的如济南军区的李存葆、李荃，沈阳军区的宋学武，南京军区的钱刚，都得过国家级的文学奖，其余的同学也都发表过很多作品。当时我们是白天听课，晚上写作。四个人住一间宿舍。为了互不干扰，许多宿舍里都拉起了帷慢，进去后能使人迷路。我们宿舍里的人徽，还保持着一览无余的朴素面貌。那时天比现在冷，暖气不热，房间里可以结冰。写到半夜，饿了，就用“热得快”烧水煮方便面吃。听说方便面要涨价，一次买回八十包。深夜两点了，文学系里还是灯火通明。有人就敲着铁碗在楼道里喊：“收工了！收工了！”有人把我们宿舍叫做“造币车间”，我是头号“造币机”。我们系是干部专修班，没有几个老师，大部分的课要外请老师来讲。北大的老师、社科院的老师，凡是跟文学沾边的，几乎被我们请了一个遍，还请来了许多社会名流。这样的方式，虽然不系统，但信息量很大，狂轰滥炸、八面来风，对迅速地改变我们头脑里固有的文学观念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请来的老师大多数都有真才实学，也有个别的妖蛾子。譬如我们的一个女同学就把一个据说对存在主义深有研究的人请来。这人留着披肩长发，据说是男性。这伙计一进教室就蹦到讲台上坐着，开始讲存在主义。他讲了半天也没讲明白什么是存在主义，讲到后半截身体就在讲台上扭来扭去。我知道这伙计累了，坐在讲台上，毕竟不如坐在椅子上舒服，但要从桌子上跳下来又很丢面子。我们还请来过一个据说对气功有研究的人，这人说他只要发起气功来，能在钢琴上即兴弹奏出天国的音乐。他果然就弹了一曲，但我们的一个对音乐有研究的同学说，他弹的是一首最初级的钢琴练习曲。我们还请来著名的音乐指挥李德伦给我们讲交响乐。李大师从三皇五帝讲起，一直讲到好吃午饭了才进入正题，用录音机放曲子给我们听。我向李大师提了一个要求，希望他能对着录音机比划比划。大师冷笑道：我只会指挥乐队，不会指挥录音机。下课后，同学们有的骂我，自的嘲笑我，当时我还不服气，嫌人家李德伦架子大。现在想起来，真是愚蠢，我怎么可以让人家那么大的一个指挥家指挥录音机呢？
从军艺毕业后，过了两年，我又混进北京师范大学和鲁迅文学院合办的作家研究生班。当时是想去学点英语，学点理论，争取做一个“学者”型的作家。但到了那里之后，才发现学英语和学理论都不容易，正好赶上了学生运动，就心安理得地不去上课了。现在想起来，当然又很后悔，尤其是出了国门，看到那些美丽的小洋妞叽叽咕咕地讲话而我一句也听不明白时。
现在，我有正儿八经的硕士学位证书，填表时也无耻地填上研究生学历，但我自己心里清楚，其实并没有真正地上过大学。真正地上大学，就应该像我的大哥那样，从小学到中学，一步步地考上去。我虽然拥有国家承认的研究生学历，毕竟还是野狐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