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交车看尽人生百态
公交车是城市里最为直接的生活剧场。车窗是频繁调换的电视屏幕，司机是那个态度傲慢却不容易被换掉的主持人，座位上和走道站满了没有台词的本色演员。舞台上间或演出温情、偷盗、骂娘的奇特情节。
通常，我是从熟悉一辆公交车开始熟悉一个城市的。
在公交车上，我最喜欢听学生和女人说话。
那些放了学的中学生，讲述的都是明清笔记小说风格的故事，他们的老师站在讲台上不是在讲课，而是给他们表演幽默的节目。譬如他们嫌弃老师的鼻音太重了，手指头是兰花指，粉笔老是拿不住，还有上衣太小了，老是露肚脐眼。孩子们的对话让我觉得荒唐又吃惊，当时我正在一所大学里代课，虽然课节不多，但也总会往黑板上写字。我一下子就想到自己，会不会也有兰花指，会不会在写字的时候上衣一直往上飞翔，露出学生们在宿舍里谈论的笑话内容。
女人们的谈话则趋向于“金瓶梅”风格，胸罩的价格，夜晚睡眠不好的原因，邻居家的动静很大，好色同事的一些暧昧细节，奶粉涨价导致自己必须多吃一些好东西给孩子提供奶水，所以身体就胖了，等等。有的女人说话很慢，不轻易谈论私人的生活，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一下汽车家具或者前几天和一个香港来的女人喝茶的情景。
有的女人则很恶俗，批评楼上邻居，每天十二点钟孩子都哭个不停，一定是因为两个做那种事把孩子弄醒了。有时候，她们说话间还会相互讽刺，然后哈哈大笑，她们占据着车厢里大把的座椅，有老年人过来也不让座，把公交车完全当成了咖啡厅。
我如果正好站在她们身边，便会死死地盯住一个女人看，把她看羞了去，让她沉默为止。
我把公交车当成了我的日常手册，我在一次又一次疲倦不堪的拥挤中发现了自己的勇敢或者孱弱，智慧或者懒惰。
二
我经常坐的二路车是一班绕城的公交，路线出奇的曲折。小偷扎堆在这趟车上作案。
有一次看到一个外地人在公交车上号啕大哭，他的五千元现金被偷了，那是他给母亲做手术的钱。他是一个长相结实的中年男人，哭得很真实。
公交车停在了半路上，有人打了110报警。
我带头给他捐了十元钱，全车有不少人给他钱，他一边谢我们，一边号啕大哭。
全车人都被他的哭声打动，整整一天的时间，我的心情都没有转变过来。
那一天，我给办公室的同事，楼下银行的朋友，一起喝酒的其他朋友一一地描述那个男人的哭泣。有一个朋友怀疑地问了我一句，不会是专门表演的江湖骗子吧。他的话让我的心咯噔一下，但我马上就否定了他。我说，江湖骗子的哭也很像的，但是，鼻涕不会那么流出来。很明显，那是悲伤欲绝所致。
我仿佛生怕自己遇到了骗子一样，拼命地搜集自己对那个哭泣的中年男人的印象，衣服，说话的口音，眉头，说话嘴唇时的颤抖。虚假的表演和生活的真实永远是有区别的，表演的动人，更多的是借助曲折的情节和很漫长的铺垫。可是，这个男人压根就没有说任何关于母亲的病，他只是在那里声嘶力竭地哭，用眼泪复眼泪，用疼痛复疼痛的方式来表达自己。
果然，第二天，报纸报道他的事情，经过公交反扒民警的两天努力，该中年男子的五千元现金找到了。而且警察又捐了数千元钱为他的母亲做手术。
这是我见过的最圆满的一次被盗事件。
公交车总会给我一些超出生活表象的一些结论让我思考，比如假相。
是夏天，车上的人很多。我被人挤到了一个角落里，紧挨着一个大肚子的女人，注释一下，她不是孕妇。有两个人从远处跑过来，全车的人都看到了，透过后视镜，司机也应该看到了。可是他并不停下来，而是加大了油门，车像愤怒的公牛一样奔跑起来，把两个年轻人甩在了后面。车上的人很挤，但是再上两个人还是可以的。我大声地叫喊，说，司机，你这么不讲道德，人家都追上来了。
我的话引起了大家的共鸣，一个中年女人说，现在不是不允许拒载客人了吗？
可是，那个司机却不冷不热地说：“那两个人是小偷，经常扮作赶公交车的样子，上车来就直喘气，然后脱衣服什么的，顺便就开始掏钱包了。”
一下子，全车的人都不再报怨司机野蛮了。
那个司机帮助我们认识了生活中的个假相，原来，大夏天里，奔跑着追赶公交车的人，并不全是有急事的人，也有可能是小偷。
三
我家附近的公交车站牌很多。有一次，我提前下班，在公交车站牌旁边的一个旧书摊前停了下来。我在那里翻一本旧得发黄的手抄本中草药的书，内容很私密，却很好看。
我在那里看书的半个小时里，有一个老太太跑过来问了我两次时间。我看着她提着的两大包袱衣物，以及她地道的豫西口音，知道她是从乡下来的，等着人来接。
我看书看累了，站起身来看着她，听见她不停地唉声叹气，以为她丢了钱，就问，老人家是不是丢了钱。她看着我，很感激地说：“不是哩不是哩，我等我闺女哩，都半个小时哩，咋还不来哩。”她每句话都加一个哩字，让我觉得很新鲜。
正要和她说些别的来缓和一下她的焦急，她的女儿骑着一辆自行车飞快地冲过来，大声说：“妈，你等急了吧。”
谁知那个老太太却一下改口说：“没有，我刚刚下车，公交车特别慢，我刚下车。”
那个女儿舒了一口气，把行李放在自行车的后座上，和老太太一起慢慢走了。
我看着老人家，觉得特别感动。
有一次，从火车站回家，坐了一路人比较稀少的公交车。
车上有一个穿长裙子的女孩，她在等车的时候就大声叫喊着，想要随便找个男人嫁了什么的。
她长得过于一般，且装扮俗艳，说话所选择的词语大多粗鄙。声音很大，总要占领别人。总之，我和车上所有的人都对她白眼。
公交车过一个立交桥的时候遇到了红灯。那个女孩竟然拍着车窗大声对着一个正在打扫道路的清洁工大声叫喊，妈，妈，妈。
她的母亲听到了，张着嘴巴说了句什么，但离得太远，风把她的话吹到了别处。
车上装扮俗艳的女孩子不管，大着声音对她的母亲说，我去给你换衣裳，衣裳。
这次她的母亲仿佛听到了，向她挥挥手，表示同意。
那个女孩子不说话了，车一下子安静起来。
全车的人都被女孩子教育了。她在公交车大声叫她的母亲，而她的母亲竟然是在立交桥下打扫卫生的清洁工。
这是多么值得炫耀的母亲和女儿啊。
我的心为这个长相粗俗的女孩柔软了一路。
有一次，大雪覆盖了我们所在的城市，道路瘫痪了。我从单位步行下班，走到住处附近的时候已经完全黑了。我发现有一辆公交车坏在了十字路口，有一只尾灯一晃一晃地提醒着其他车辆。我费了很大的劲儿才绕过这辆公交车，我向西走，拐入一个黑咕隆咚的小路。那条还没有正式挂牌的小路就是我们小区所在地。
黑暗中我三番五次地被雪和黑暗滑倒，手上身上全是泥。突然，我身后面递来一股灯光。是递来的，是那个已经坏了公交车的司机，听到我摔倒的声音，把车前灯打开了。
那灯光曲折地照耀了我的一小段人生，让我对公交车司机这个职业有了温暖的理解。
公交车，是一个阶层的表征，它界定了大多乘客的物质和精神状况。但同时，它也是最精彩的一个剧场。我们自认为看懂了它，却往往被它的节目戏弄。
在中国，你怕不怕碰见熟人？
我经常遇到一个困扰，就是在一个近的已经不可能看不见的距离内，一些“熟人”却硬挺着装没看见你，昂着头，或低着头过去。你知道他（她）绝对已经看见你了，你已做好了打招呼的准备，他（她）却拒绝接招。这让我觉得，相当多的中国人都怕见熟人。
也许，和熟人打个招呼对很多人而言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这“熟人”指的不是很熟的、关系相当好的人，而是介于半熟不熟之间，打招呼实际上等同于应酬。我希望的状态是，说过一句两句话的人算是认识了，以后见面时点个头，笑一下，或者不笑，眼睛对视一下就行。但是很多情况是当你去看他（她）的眼睛时，他（她）却一下子把脸扭开了，或者似乎看着你，眼神却散漫不聚焦，并且游移不定，让你无法确认他（她）是否看见了你，疑兵之计让你不知所措。
外国人认为人家看见你，你却把眼睛移开，不和人家交流是极不礼貌的行为，对人家来说简直是一种侮辱。中国人难道不是这样认为吗？如果有人给你这待遇，你肯定极不舒服。区别在于，外国人无论如何也不能无礼，中国人则认为这种无礼是可被双方接受的，“都是中国人嘛，讲究什么啊”。
我其实亲身体会过外国的陌生人之间也会微笑。好几年前，在镇江市拥挤的火车站，对面来了一对白人男女，我侧身给他们让了一下道，擦肩而过时外国女孩对我报以甜甜的一笑。这么多年以来，我也给中国人让过道，但从来没有获得过一个感谢的表示，似乎我是挡道的障碍，不赶紧让开踩死勿论。
当然，我也从来没给让道的别人微笑过！
不愿意和熟人打招呼，我想，故意无礼的人几乎没有，大多数是实在承受不了那一笑的心理负担。中国人已经受够不想笑时强作欢颜的苦，中国人也已痛苦地付出了太多的谄笑媚笑，对这笑实在有点害怕了。还有就是内心焦虑，不愿见人，以被人发现为苦。
人人都说中国的单元房是老死不相往来，隔壁住着都不打招呼。看似是人情冷漠、社会倒退，其实却是自我保护，求得一片清静的强烈动机使然，也是一种领地意识的萌芽。过去的大杂院、筒子楼似乎比现在亲热，但两家邻居为一个煤球大打出手也是常事。这些鸡毛蒜皮，司法几乎又指望不上，个体的人对于外界的侵害几乎无能为力。因此单元房出现后，绝大多数人选择了与邻居划清界限，自我保护是第一位的。
中国人的怕熟人，其实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行为，这时，就应该提出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让中国人披着这厚重的壳，甘愿活得这么累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