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朱元璋设定的政治制度存在缺陷——皇帝与大臣沟通需要经过宦官。朱元璋废除丞相后，明朝渐渐形成了内阁帮助皇帝批复奏章的体制。按照这个体制，明王朝的内阁不能单独行使职权，他的权力来自于自己的“票拟”和皇帝的“朱批”。票拟，又叫票旨、条旨。通常情况下，全国各地各部门的报告文书先汇集到通政司，通政司登记在案，录下副本，然后将所有文书转给皇帝，皇帝看了之后并不发表意见，而是转到内阁，由大学生将处理意见“用小票墨书”后，分别贴在这些报告的封面上，返还给皇帝。皇帝要是同意了，就是红笔抄写工整，颁行全国。内阁大学士的意见叫“票拟”，皇帝的御笔使用朱笔，叫做“批红”。经过批红的文书，再登基备案，录下副本，然后分发各地各部门执行。
只是，大学士跟皇帝之间，还隔着一段距离。对皇帝如何裁决，是不是依照大学士签注的意见裁决，甚至会不会作相反的裁决，大学士不知道，他们很少有向皇帝当面陈述解释的机会。像嘉靖万历时期，皇帝身居宫中，大学士数年甚至数十年都看不到皇帝的影子。比如，朱见深在位24年，始终藏在深宫，大臣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大臣。朱见深死后，朱佑樘登基，依然龟缩如故。38年来皇帝第一次召见内阁，大臣第一次见到皇帝真面目，也只是皇帝朱佑樘跟几位大学士谈了些家常就结束了。
内阁大学士及其他大臣见不到皇帝，他们之间的沟通，就需要宦官这座桥梁。明政府的宦官组织，共有40个机构(12监，4司，8局，16杂房)，司礼监太监仅仅只是40个机构中12监之一的首长，但却是一个最高职位，可谓太监之王。原因很简单，他负责伺候皇帝，并担任皇帝和内阁间的跑腿工作，最接近权力中心。大学士签注的意见，必须司礼监太监先看过，才能到达皇帝处。其次，《廿二史札记》的作者赵冀分析的，是皇帝不理政事。
明朝宦官祸患最厉害的三代皇帝：明英宗和明熹宗两朝，皇帝幼年登基，难以料理朝政;正德皇帝荒淫无度，不肯料理政事。这样太监便有机会愚弄皇帝，从而窃夺权力。
正德皇帝朱厚照15岁登基，正是贪玩的年纪，司礼太监刘瑾，经常趁朱厚照玩乐时，请他批阅奏折。朱厚照就大怒说：“你不会代我批吗？我用你干什么？”而刘瑾等的就是皇帝这句话。从此司礼太监成为皇帝的助手，大学士反而降为司礼太监的秘书——凡有奏折，刘瑾先带回家，与妹夫商量处理意见，由于他们胸中墨水少，写出来的批复言辞粗糙，就交给大学士加以润色，然后再呈给皇帝。这样一来，本属于内阁的票拟权就落到司礼太监手里。大学士的发言权就少了很多。到了后来，大学士都是由宦官推荐。
刘瑾之前的王振，早揭开了宦官当权的序幕。英宗朱祁镇继位时6岁，司礼太监王振带他玩，朱祁镇对他很敬重，称之为“王先生”。在能管得住他的张太后死后，王振威风大增，无人能控制他，权倾朝野。朱见深继位后，大太监汪直更是利用皇帝懒得理政的毛病，窃取了皇帝的权力，自己成了实际上的皇帝。
清朝和明朝的行政制度相似，清朝设军机处帮助皇帝处理政事，也是由宦官在皇帝与军机大臣之间传递。但清朝并没出现宦官专权现象，原因就是皇帝勤政。清朝十二帝，基本都很勤政，经常接见臣下，这样就压缩了宦官弄权的空前。明朝荒唐皇帝多，是宦官弄权频发的主要原因。
为僭号？就是冒用皇帝称号的行为。何为称帝？就是公布天下自己为皇帝。僭号与称帝一样否？一般而言，两者的本质是一样的，都是自己当皇帝的意思，但是其中还有一个细小的差别，一般人（甚至包括若干历史学者）不太注意，这就是：
称帝，一定是公布天下的，是公开的。
僭号，则不一定。它可以是公开的，那就是称帝的别称（当然是贬义的，是非法僭越的意思），但也可以是秘而不宣的，偷偷地在自己内部冒用一下皇帝称号，过一过当皇帝的瘾。
在中国历史上，自称皇帝的人很多，而绝大多数都是公开僭号与称帝，也就是两者是一个意思。但是也有极个别人，自己特别想过一过当皇帝的瘾，但是胆子又很小，害怕称帝以后，维护正统的势力来讨伐他，他又打不过人家，怎么办呢？于是，他就在自己内部偷偷地搞一个僭号，冒用皇帝的称号，过一下瘾，同时不对天下公布，不让别的势力知道，这样就不会有人来讨伐他了。
这个人，就是东汉末年大名鼎鼎的袁术。
一定很多人不能承认这种说法，下面我们就来讨论一番吧。
一、袁术到底称帝了没有？
这个问题应当首先确认，不然后面的话题无法展开了。
《后汉书献帝纪》记载：“（建安）二年春，袁术自称天子。”
《后汉书袁术传》记载：“建安二年，因河内张炯符命，遂果僭号，自称‘仲家’。以九江太守为淮南尹，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乃遣使以窃号告吕布，并为子娉布女。”
《三国志袁术传》记载：“术前为吕布所破，后为太祖所败，奔其部曲雷薄、陈兰于灊山，复为所拒，忧惧不知所出。将归帝号于绍，欲至青州从袁谭，发病道死。”
《三国志袁术传》注引《典略》曰：“术以袁姓出陈，陈，舜之后，以土承火，得应运之次。又见谶文云：“代汉者，当涂高也。”自以名字当之，乃建号称仲氏。”
《三国志袁术传》注引《魏书》曰：“术归帝号于绍曰：‘汉之失天下久矣，天子提挈，政在家门，豪雄角逐，分裂疆宇，此与周之末年七国分势无异，卒强者兼之耳。加袁氏受命当王，符瑞炳然。今君拥有四州，民户百万，以强则无与比大，论德则无与比高。曹操欲扶衰拯弱，安能续绝命救已灭乎？’绍阴然之。”
《三国志孙策传》注引《江表传》曰：“建安二年夏，汉朝遣议郎王誧……诏敕曰：“故左将军袁术不顾朝恩，坐创凶逆，造合虚伪，欲因兵乱，诡诈百姓，闻其言以为不然。定得使持节平东将军领徐州牧温侯布上术所造惑众妖妄，知术鸱枭之性，遂其无道，修治王宫，署置公卿，郊天祀地，残民害物，为祸深酷。”
《后汉纪献帝纪》记载：“（建安）三年……。是岁，袁术自立为天子。”
一系列史书证据表明，袁术确实是公布天下，自称皇帝了，时间是在建安二年春季。只不过，有的史书记载为“自称天子”，有的是“自立为天子”，还有的说是“僭号”，大致是表述的一个意思。而后来袁术在扬州呆不住了，则企图“归帝号于”袁绍，这更加证明袁术是公开称帝的，因为如果袁术没有公开称帝，则完全可以自行收场，无需“归帝号于”袁绍。
因此，由以上诸多史料可以证明，袁术确实是公开称帝的。但是各家史书也是多认为：袁术的称帝或者僭号，都发生在建安二年春，两者是一回事。事情果真如此吗？
二、问题的提出
但是，如此一来，问题就产生了。什么问题呢？请看：
《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载曹操十二月己亥令曰：“后领兖州，破降黄巾三十万众。又袁术僭号于九江，下皆称臣，名门曰建号门，衣被皆为天子之制，两妇预争为皇后。志计已定，人有劝术使遂即帝位，露布天下，答言‘曹公尚在，未可也’。”
从曹操的“己亥令”内容看，袁术应当是先僭号于九江，手下的人都称臣（袁术自然是冒用皇帝称号，下面的人才称臣），衣被皆为天子之制（僭越），甚至两个女人都开始提前争夺今后公开的皇后位置了。可是在此等情况下，袁术手下的人劝袁术立即公布天下，即位称帝，可袁术却没有答应，理由是：曹操还在呢，不能这样干。
很显然，这里表述的意思是：当时袁术已经僭号，但是还没有公布天下，公开称帝，是因为担心公开以后，曹操会来讨伐他，而袁术自认为打不过曹操（因为初平四年在匡亭一役，袁术被曹操打的险些灭亡，此时想起来自然是心有余悸）。
贞观十七年，这一年唐太宗44岁，距隋末晋阳起兵已有26个年头，他想起了为李唐建立和兴盛立下汗马功劳的众多老臣。这些老臣中，有的已不在人世，如魏征刚于年初去世，殷开山早在20多年前、来不及看到李世民登上帝位就在征战途中病逝;还活着的也多已老迈，如李靖已经72岁，房玄龄、高士廉等也都年近70。李世民不禁觉得有些伤感，于是下令在皇宫内修建凌烟阁，命阎立本绘制二十四功臣画像，皆真人大小，由大书法家褚遂良题字，自己亲自作赞，以示纪念和褒奖。
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依次为：长孙无忌、李孝恭、杜如晦、魏征、房玄龄、高士廉、尉迟敬德、李靖、萧瑀、段志玄、刘弘基、屈突通、殷开山、柴绍、长孙顺德、张亮、侯君集、张公瑾、程知节、虞世南、刘政会、唐俭、徐世绩、秦叔宝。这24人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始终追随李世民浴血沙场、戎马倥偬的铁杆“粉丝”;二是资历老功勋大、但与李世民关系一般的将领;三是隋室旧臣或原属其他方面起义军、后归顺李世民麾下的将领。
李世民对旧臣的关爱是众所公认的，但从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的构成可以看出，自始至终属于李世民嫡系的不过三分之一。用现在的话说，这24人并不能一语概之称为“李世民的人”。正是从这一份名单上，回顾24人各擅胜场、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既让人感叹创业的艰辛，更让人深切体会到李世民用人的胸怀。
首先，从严要求秦府旧臣。玄武门事变后不久，李渊退位，李世民如愿登上帝位。由于李渊后期曾有意识地抑制李世民势力，因此这意味着重新论功行赏的机会到了，而当时也确实出现了“诸将争功、纷纭不已”的场面。不过，李世民显然让他们失望了，他不仅没有对秦府旧臣格外开恩，反而更加从严要求，以至于房玄龄不得不提醒他：“秦府旧人未迁官者，皆嗟怨曰：‘吾属奉事左右几何年矣！今除官反出前宫(原太子李建成东宫)、齐府(齐王李元吉)人之后。’”李世民严肃回答：“王者至公无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我与卿辈衣食皆取诸民者也，故设官分职以为民也，当择贤才而用之，安能以新旧为先后哉？此岂为政之体乎！”此外，当有人建议李世民将秦府旧兵选入宫中充实宿卫，李世民同样毫不犹豫地予以拒绝：“我以天下为家，惟贤是与，岂旧兵之外皆无可信者乎！”
李世民对旧臣的关爱是众所公认的，但从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的构成可以看出，自始至终属于李世民嫡系的不过三分之一。用现在的话说，这24人并不能一语概之称为“李世民的人”。正是从这一份名单上，回顾24人各擅胜场、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既让人感叹创业的艰辛，更让人深切体会到李世民用人的胸怀。
其次，出于公心对待其他方面功臣。与从严要求秦府旧臣相映照，李世民对不属于自己“嫡系”、与自己关系一般的其他方面功臣，做到了秉持公心、公正对待。例如，李唐的建立有赖于两大主帅，北方为李世民，南方则为李孝恭。李孝恭尽管战功赫赫，却深谙退让之道，特别是在李世民与李建成夺位战中，始终保持中立，但这并不妨碍李世民将其列为二十四功臣的次席。同样，在关键的玄武门事变中并未明确表态支持李世民的还有李靖与徐世绩，李世民也没有为此产生心结，仍将二人请进了凌烟阁。
再次，不唯亲与不避亲。正是由于从公心出发，李世民在用人上坦然自信，既不以亲疏远近划小圈圈，也不刻意避亲以示“大公无私”。淮安王李神通是李世民的叔叔，李渊起兵时，他是李氏宗亲中唯一于晋阳之外举兵响应的，之后也是战功累累，可谓功劳与苦劳兼备。李神通与李世民素来相善，在太子争夺战中，李神通选择站在了李世民一边，并营救过李世民。如前所述，贞观初期，“诸将争功、纷纭不已”，李神通自言：“臣举兵关西，首应义旗，今房玄龄、杜如晦等专弄刀笔，功居臣上，臣窃不服。”李世民郑重指出：“战窦建德时，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叛乱时，叔父望风而破。玄龄等运筹帷幄，坐安社稷，论功行赏，故宜居叔父之先。”此言一出，诸将皆心悦诚服。与此同时，当长孙无忌提出自己身为皇后之兄，不宜宠任过多，否则“恐天下谓陛下为私”时，李世民坦然回答：“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其有才，虽仇不弃。今日用你，岂因私亲！”
最后，广泛吸收各方面人才，不以出身论英雄。如果说任人唯贤是李世民用人的原则，五湖四海则是贯彻这一原则的体现。李世民南征北战的过程，也是不断延揽各路豪杰的过程，从对立阵营中招引人才更是他的一大法宝。对这些人，李世民都能倾心以待、用人不疑。这里面最典型的当属尉迟敬德。尉迟敬德原是刘武周部下猛将，屡败唐军，后归降李世民，深为李世民器重。但由于之前与唐军将领结怨太深，不久，李世民手下诸将以担心尉迟敬德叛乱为由擅自将其关押，并劝李世民“即杀之”。李世民却不以为然，当即下令释放尉迟敬德，并单独将其带入自己卧室，予之以金，说：“丈夫意气相期，勿以小嫌介意。我终不信谗言以害忠良，公宜体之。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资，表一时共事之情也。”纵是尉迟敬德身经百战出生入死，听了这一番话也是感激涕零，从此更加死心塌地追随李世民。事实上，如果我们注意到大量原属于李密、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以及李建成等人的良臣猛将，最后纷纷归入李世民麾下为其所用，那么，对于李世民的成功，或许就不是什么难解之谜了。
贞观二十一年，李世民曾向群臣自述：“自古帝王多疾胜己者，我则见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才能不能兼备，我常弃其所短，用其所长。人主多恶谏臣，而我未尝因直谏黜责一人。”寥寥数言，无疑可以让我们一窥李世民用人之道的奥秘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