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08年后，我一直觉得自己好孤独。或许由于自己身份是农村教师，收入与社会上一些同龄人差距拉大的缘故，感觉跟别人主动交往的过程中，甚或连以前经常上厕所也要结伴而行的“发小”，如今同你说话时都是一种高高在上、盛气凌人的架势，似乎你和他们谈话需要设防了，几乎没有可以倾吐心声的知心人了。之前，经常联系的同龄亲朋好友，现在电话也少了，少的可怜，尽管你主动跟他们联系，之后便是长久的沉默，长久的陌生，陌生的不曾掀开慵懒的眼帘，这种情形下，下次你连给他们打电话的勇气都没了。即便见面，也好像都在彼此尴尬的演戏，很不自在，少年时代的那种毫无顾忌的平等亲近感荡然无存了。
低处不胜寒啊！
我想我的这种感觉，大家或许也有体验吧。可能有人说，这很正常，很合理，这就是现实，一切事物都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何况曾经的友情。我无语。
以前，你们不是处在同一起跑线上了嘛，都是分文不挣的学友；现在不一样了，人家从头到脚是名牌，出门回家车接车送，月月收入过万，一个煤炭营销班的工人，挣工资兼经营车，而你呢，工资不及人家三分之一，还要还房贷，这与你“本科学历，人家初中都未上完”又有何联系呢？
你还是想想你如何“分面汤喝”吧。这可不是我说的，是人家街道摆地摊的商贩说的，我可没有贬低你们“臭老九”哦。
这就是我沉默的理由。
我不是科学家，也不是文学家，可也算是一个热衷“文学艺术”事业的人吧，不管你认可不认可，这就是“臭老九”的倔强。
“科学家大都比较有性格，希望科学不断推进，而文学家更保守，希望这个世界不要太科学。”九年前，作家王安忆和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校长裴钢在上海图书馆进行了一场作家与科学家的对话；九年后，上图讲座中心再度邀请王安忆和裴钢，接续九年前的话题，纵论“科学与人文再交融”。
在阐述文学与科学两者关系时，王安忆认为，做文学、搞艺术的人大多是悲观主义者，对现实生活常常感到茫然或失望，觉得“生活不应该这样发生”，所以试图在纸上创造一个“让我左右、为我所用、为我建设”的虚拟世界，因此，文学初衷源于对生活的不满，并用来解决内心的悲观情绪，但她也指出“文学不能解决终极问题”。裴钢则表示，和文学创作初衷相类似，科学研究也源于“对现实不满意”，“文学家不满意，他的行动是写出来，而我们更希望动手去改变。所谓创新，就是对现有的东西不满意，并动手去改变”。
在复旦大学教写作实践课的王安忆说：“教学生的时候，我的要求非常低。我和他们说，不要求你们做作家。当然，系主任还是很希望我们出作家，但是我说，作家不是靠培养的，我不相信作家能‘教’。我只是让他们能学会、领会写作的乐趣。在我的经验来看，我觉得文学会使人比较愉快。”
不过有一个现实，让王安忆感到特别诧异，“我和一些管理层、策划层的高级白领聊天，我问他们，业余生活怎么度过。很奇怪，他们业余生活就是看碟片和洗脚。很可惜，非常可惜，你具备那么好的教育，你很有钱了，完全可以过更享受、更快乐的精神生活。当然，我也觉得，文学在现在的社会是很奢侈的事”。王安忆预测，“这个时代，文学要受冷落，而且受冷落的时间不会短。”。
大多是悲观主义者；文学要受冷落，而且受冷落的时间不会短，王安忆这两个观点我认同。至于文学会使人比较愉快，我不敢苟同，文学倍受冷落，这种在写作中打捞出那种乐趣，恐怕不能充饥，做文学、搞艺术的人恐怕难能真正的快乐起来。中国绝大多数文人自古以来似乎都未走出冷落、失意、悲观的怪圈，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深思，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愚见。
我承认我是一个容易悲观的人，但我承认我还不是一名真正的孤独者，我只是空虚寂寞的人，空虚寂寞缘于无助。孤独，在我国文字里解释，孤是王者，独是独一无二，独一无二的王者必需永远接受孤独，他不需要接受任何人的认同，更加不需要任何人的怜悯，王者绝对可以在很平静的环境下独行。 孤独并非是在自己心情压抑，或是失恋的时候出现的，那种感觉只是空虚和寂寞，称不上是孤独。孤独 是一种状态 ，是一种圆融的状态 ，真正的孤独是高贵的，孤独者都是思想者（MeiWen.com.cn），当一个人孤独的时候，他的思想是自由的，他面对的是真正的自己，人类的思想一切都源与此处。孤独者，不管他处于什么样的环境他都能让自己安静，他都能自得其乐。
因无助而空虚寂寞，这将是我的悲哀。我想大多数人所谓的孤独实质就是内心那种“空虚寂寞”的感觉吧，我想这或许也是他们的悲哀吧。
我曾读过英文版的一首情诗《孤独的根号三》，出自寻堡奇遇2里面Kumar Patel向其女友表白的诗句。
我害怕，
我会永远是那孤独的根号三。
三本身是一个多么美妙的数字，
我的这个三，
为何躲在那难看的根号下。
我多么希望自己是一个九，
因为九只需要一点点小小的运算，
便可摆脱这残酷的厄运。
我知道自己很难再看到我的太阳
就像这无休无止的
1.7321……
我不愿我的人生如此可悲。
直到那一天，
我看到了，
另一个根号三。
如此美丽无瑕，
翩翩舞动而来，
我们彼此相乘，
得到那梦寐以求的数字，
像整数一样圆满。
我们砸碎命运的枷锁，
轻轻舞动爱情的魔杖。
我们的平方根，已经解开。
我的爱，重获新生。
我无法保证能给你童话般的世界，
也无法保证自己能在一夜之间长大。
孤独的根号三
但是我保证，
你可以像公主一样永远生活在自由，幸福之中。
电影里面的原版
我怕我永远是个根号三
读这一首诗，与其说Kumar Patel孤独，不如空虚和寂寞，或许缘于无助。我有一个奇怪的想法：Kumar Patel向其女友表白的诗句，能不能潜移理解成人们对基本欲望的强烈追求呢，因为我们要有尊严的存活在这个人世间。面对“高富帅和白富美”结合式的人生价值取向暴雨来袭，我不知道，我们一文不值的尊严还能支撑多久？ 北岛：父亲
你召唤我成为儿子
我追随你成为父亲
——《给父亲》
一
对父亲最早的记忆来自一张老照片：背景是天坛祈年殿，父亲开怀笑着，双臂交迭，探身伏在汉白玉栏杆上。洗照片时，他让照相馆沿汉白玉栏杆剪裁，由于栏杆不感光，乍一看，还以为衣袖从照片内框滑出来。这张照片摄于我出生前。喜欢这张照片，是因为我从未见他这样笑过，充满青春的自信。我愿意相信这是关于他的记忆的起点。
“1949年10月，我们给儿子取了小名‘庆庆’。有了第一个儿子，我们俩都很忙。美利给儿子做小衣服，经常给他洗澡；由于母乳不够，每天还喂几次奶糕。我经常抱他在屋里走来走去，拍他入睡，还变换各种角度给他照相。小家庭有了这个小宝贝，一切都有了生气。”（摘自父亲的笔记）
出生后不久，我们家从多福巷搬到府前街，离天安门城楼很近。每逢国庆。父亲抱着我，和邻居们挤在小院门口，观看阅兵式和游行队伍。最壮观的还是放礼花。次日晨，在小院里捡起未燃的礼花籽，排成长串儿，像点燃导火索，五颜六色的火花转瞬即逝。
长安街很宽，斜对面就是中山公园，父亲常带我去那儿晒太阳。有轨电车叮叮当当驶过长安街，府前街有一站。父亲喜欢带我坐电车，到了西单终点站再返回来。非高峰时间，车很空，扶手吊环在空中摇荡。我喜欢站在司机身后，看他如何摆弄镀镍操纵杆。我和父亲管它叫“当当车”。
夏天，中山公园几乎每周末都放露天电影。附近住户带着马扎板凳先去占地方，游客散坐在草坪或石阶上，等着天完全黑下来。由于换盘或断片，银幕一片空白，只剩下单调的机械转动声。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苏联动画片《一朵小红花》，具体情节都忘了，只记得女主角是个小姑娘，为寻找世界上最美的小红花与怪兽（王子的化身）相逢。影片结尾处，她一路呼喊“凯哥哥——”异常凄厉，一直深入我梦中。
最让我困惑不解的是：一放电影，银幕后的宫墙绿瓦就消失了。我追问父亲，但由于表达不清，所答非所问。后来才明白竟有两个世界——银幕上的世界暂时遮蔽了现实世界。
某个周日晚上，中山公园重放《一朵小红花》。那天中午，我过度兴奋，怎么也不肯午睡，父亲一怒之下，把我关到门外，我光着脚哭喊，用力拍门，冰冷的石阶更让我愤怒。不知道我是怎么睡着的。醒来，天花板上一圈灯影，脚上的袜子让我平静。母亲探过头来，关切地看我。我问起《一朵小红花》，她说天黑了，我们错过了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