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中黄叶树，树下白发人。
每日吃午饭都要经过王叔儿子的风衣店，他总是在店门口树下和棋友们热热闹闹下象棋。我总会凑上去给七十岁的老人支招，一旦他赢了，只笑得假牙快掉出来，他便用手安好。口水也乐得滴在棋盘上。棋友们从不在意，三下五除二又摆好一局。
认识王叔十年了，人是老了，可他棋艺未减。他是某科学院的退休职工，三年前为儿子娶了个漂亮的媳妇，乐得合不拢嘴。
而昨天，我路过那儿，只见王叔站在树下发呆，手里捧着一个茶杯，瑟瑟发抖。“叔，怎么不下棋啊？”“儿媳妇把棋扔垃圾箱里了，说耽误生意。”我顿时惊讶无语。
佛说，相由心生，千真万确。三年前如花美貌的她端坐在老板桌后，扭动转椅，不知是无聊，也不知是气派，她瞪眼不语，看着我和姜叔说话，脸上没有少妇风韵，却多了些许横肉，仿佛全国人民都对不起她，满脸……阶级斗争。
我吓得慌张逃走，怕她因我问及其公公不下棋之由而生怒，其实早已嗔恨我们十多位姜叔的棋友了。
没逃几步，我忍不住回头望了老人一眼，他依然在树下孤独地抖索着，左转一圈东张张，右转一圈西望望，我心里猛地一酸，又想起去年寒冬的一个早晨，王叔穿着灰色的好似关东军败兵下来的旧大衣，站着不太正规的马步，双手托起他儿子店铺的卷闸门，那一幕，背影，那一幕，我想起了朱自清的《背影》，又好似拼命杨三郎的英魂所在，我真那么想。“王叔，这么早开门啊？”我问。“给儿子打工啊！他是老子，我是儿子，他搂着媳妇睡觉，我在这挨冻！”“他不搂媳妇你搂啊？”我笑了，“你这坏蛋！”他骂了我一句。可怜天下父母心！我无语。
秋雨冰冷地飘着，黄叶儿零乱地打在白发老人头上，身上……
我下意识用手捂住脸，很凉，人比秋，谁更凉？老人还能活几年？下棋是不是他唯一的精神快乐？每次用退休金给孙女买饮料，我总是不忍心收钱。
我怎么了？
天真的很凉，我的眼里是凝结的霜。树叶儿千片万片在风中旋飞，它们恋恋不舍，终究叶落归根，在树下堆叠成壮丽的叶冢，叶儿把生命燃烧成了火，尔后灿烂地死去，一片片离去，一片片疼痛，树下的老人不懂诗词，他也许只能在秋风里瑟瑟发抖，把自己满头白发任秋风抓乱成杂草，棋盘上指点江山的矍烁精神，待死后默默地埋入土中。 这些天天气骤热。
清晨起来，翻开日历，今日夏至。
哦！日子过得真快，一年一度的夏至又到了。
夏至一到，很快就入暑了，真正的盛夏也就宣告来临。
夏至一到，就是“日长夜短”了，早上五点不到天就大亮，下午七点以后天色才开始渐暗下来。
夏至一到，气温就会变得很高，树上的知了也就开始整日整日地高声叫唤。
夏至一到，麦熟杏黄，田野一片金黄。油菜籽成熟了，田埂、沟旁、河滩的蚕豆子也老了，夏收即将开始。
夏至一到，大人、孩子就可以在户外‘乘风凉’，下河浜‘嚯’冷浴了……（无锡人把洗澡读成‘嚯浴’）
记得孩提时，到了夏至前后，学校里就要开始忙学生的期末考试，这时候，我的父母总是很少有时间照顾我，所以，我常常会被送到堰桥乡下奶奶那儿。
奶奶家在无锡北乡堰桥的尼姑宕村。
村子不大。大概因为村东头有一个小小的尼姑庵，所以村子的名字就叫尼姑宕了吧！
虽然奶奶早已不再种田，可她是个闲不住的人。平时不是忙着养鸡养鸭，捻线做鞋，就是忙着在自家的坟头地里种点油菜或蚕豆、黄豆；此外还要忙着烧香念佛，很少有时间管我。
夏至前后，正是收蚕豆割油菜籽的时候，奶奶就更没有空来管我了。
不过，农村大忙，学校就会放忙假，这个时候，村子里的阿山哥和他的小伙伴们，也都闲在了家中，所以，常常是村子里的阿山哥他们带着我玩……
没有人管束的我，每天就像乡下野丫头一样，穿着奶奶亲手缝制的花布圆领衫和花布裤头，偷偷跟着阿山哥他们去野地里挖野荸荠，拔野甘蔗；跟着他们去村西外的坟头地里捡蚕豆子，拾麦穗，拔芦根，捞野菱角……
真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到乡下去，奶奶总是不让我穿城里带去的小花花裙，总是让我穿她亲手缝制的那一套碎花布圆领衫和短裤头。大概是因为乡下女孩子都不穿花花裙吧？！也可能是为了省俭？
我喜欢跟着阿山哥他们去野地里挖野荸荠，拔野甘蔗。
现在的孩子啊，是不知道自己想吃什么。想想我们那时候，和现在的孩子恰恰相反，是不知道自己不想吃什么，只要能吃，就没有不吃的。
其实，阿山哥他们所说的野荸荠，也就是一种野生植物的块茎，只有花生米粒一般大小。
那野甘蔗也是一种草本植物的杆子，它的叶子有点像大青叶，秆子嚼在嘴里很酸很酸，嚼过后，嘴里会泛出甜津津的味道来。
至今我都不知道这些野生植物的名字，只记得那野荸荠外表黑乎乎的，上面还有像毛芋头一般的毛，去了皮就是白生生的米子，吃到嘴里如荸荠一般甜甜的脆嫩，还有一股子土腥味和生腥味。但是，因为阿山哥他们说好吃，所以我也就觉得好吃。
我最喜欢跟着阿山哥他们一起去坟头地里捡蚕豆子。
出了村西口，大约走一两里地，就有一片坟头地。
那时候，村里许多人家的蚕豆都种在这块靠着河浜的自家坟头地里。
记忆中，那片坟头地很大。坟头地的旁边，有一湾小小的河浜，河浜里长着许多野菱、菖蒲、和叶子锋利的甘稞（？）；河浜的岸边杂草丛生，里面长着许多野甘蔗和野荸荠。
沿着河浜有一条小路，路旁长着几棵不太高大的垂柳。
天气总是很热，无边的田野上总是没有风。虽然还没有到真正的暑天，可头顶上的太阳总是热辣辣的灼人。
成熟的麦子还在地里，金黄金黄的；灼热的阳光下，那一大片望不到头的黄澄澄的麦子，放出浓浓的炒麦粉的香气。
村西头的坟头地那里，每家的蚕豆秸都已经拔光，但是，仍然有好些从豆荚里爆裂出来的蚕豆子洒落在地里。
每次，阿山哥他们都是让我拎着小竹篮，站在河浜边的小柳树下，并嘱咐我乖乖的不要乱跑。阿山哥说了，我是城里人，不能晒太阳，生了痱子和疖子，他就会挨骂。
阿山哥安顿好我以后，自己就带着他的小伙伴们，光着上身，下地里捡蚕豆了。他们把捡到的蚕豆用脱下的衣衫兜着……
常常是捡着捡着，阿山哥他们就会窜到河浜里去拔芦根，采野菱。
刚从水里拔出来的芦根一节节的，雪白雪白，粉嫩粉嫩，小嫩藕一般；刚从水里捞出来的野菱盘，如同一朵朵水灵灵的绿色花儿，菱盘下细细长长的根须上，挂着一只只小铃铛一样嫩绿嫩绿的小菱角，剥去皮的菱米籽鲜嫩鲜嫩的，还有一股淡悠悠的清香。
也用不着洗，不一会儿，我就跟着阿山哥他们大嚼起了嫩芦根和嫩野菱。
嘿！至今都记得，在那样热的天气里，嚼着白嫩白嫩的芦根和野菱米，感觉特别的清甜、爽口、鲜洁、水嫩。
阿山哥他们在拔芦竹根和捞野菱盘的时候，常常会同时带出来大水蛇。这时候，我就会吓得尖声哭叫起来。于是，阿山哥总是一边高声叫喊‘毛头！不怕！’，一边拎起蛇尾抖动起来，然后，再远远地扔到河浜的另一头去。
后来，阿山哥告诉我，看见蛇不用怕，只要抓住蛇的尾巴倒着抖动，蛇就散了架，不能活了。
可是，至今我还是怕蛇。
乡下孩子做事就是麻利。很快，不仅他们自己的衣衫里都兜满了蚕豆，就连我那小竹篮里也装满了一粒粒碧绿生青新蚕豆。
这以后，只要是晴天，我都会把奶奶炒熟的蚕豆装满圆领衫前面的小口袋，然后，站在东村头尼姑庵前那两棵高大的香樟树的浓密树荫下，一边嘎嘣嘎嘣的嚼着香喷喷的蚕豆子，一边看阿山哥他们在尼姑庵门前的河浜里‘嚯’冷浴。
香樟树枝上，知了“吱啦！吱啦！”地叫个不停，阿山哥他们在河浜里撒欢地‘嚯’着冷浴。他们一会儿仰躺在水面上大喊大叫，一会儿“贼没头功”（潜水），沉到水里无声无息。
‘嚯’过冷浴，阿山哥他们就会赤着膊在树荫下掼铜板、打弹子。他们就是用捡来的蚕豆子做输赢的。
每次，阿山哥赢了蚕豆，都会塞进我的小口袋里……
哦！一晃，六十多年过去了！如今回想起来，却犹如就在昨天（美文网 ）。
如今的孩子，是决不会在夏至这样热的天气里，奔跑、撒欢在一望无际的金色田野上了，更不会去拾麦穗，捡豆子！他们也决不能想象，头顶热辣辣的太阳去野地里挖野荸荠，折野甘蔗，拔野芦根，采野菱角是什么样的滋味，当然，也就无法体会到其中的快乐和趣味，还有那份带着浓浓乡野味道的纯真、质朴的感情……
也不知道他们是否会知道：夏至一到，麦熟杏黄，蚕豆子老了，夏收开始了，农村里要大忙了呢？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现在看来很普通的生活，可在30多年前，对我们老家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小山村来说，仿佛只是神话传说。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是小学语文课本里的一句话，读来琅琅上口，仿佛那种美好生活就在眼前。可是，正如曾经唱遍大江南北的“西北风”新民歌所唱的“大风从坡上刮过，一条时常干涸的小河”一样，我的家是黄土高原上甘肃中部地区的一个小山村。
40多年前，刚从爷爷奶奶家分家时，我的父母亲用最廉价的黄土先筑成土块，再垒成2个窑洞，四周筑上墙，就成了一个简单的家。当时，正是吃“大锅饭”的时候，上工时，是几百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可劳动积极性、种出的粮食并不跟劳动的宏大场面成正比。劳力多的人家，挣的工多，分粮食时，是两个人抬着的；可我的父母拎只口袋就足够了。因此，一日三餐就是五谷杂粮加酸菜，不挨饿就不错了，根本不用想盖房子。
上世纪80年代，党的改革的春风也吹绿了小山村。先是整个社分成几个组，再后来是土地承包到户。我和弟弟们也分到了地，一家人地多了，父母早出晚归地在地里耕种，我和弟弟在上学的同时，也帮父母亲干农活。这样，忙碌一年，小麦就有4000多斤，再加上土豆、高粱、玉米等，粮食吃不完，就粜出去换些钱；再养几头猪卖钱。渐渐地，手里有了些钱，一个窑洞终于被砖瓦房代替了。这样，“楼上楼下”的“楼”才刚刚起步。
90年代开始，社里去外面打工的人逐渐多了起来。有的人家也开始打“水窖”蓄水，这样饮用的水比涝坝里的水干净多了。利用一个冬季，我们弟兄几个在河里淘洗沙子，去社里的石峡里拉来大石头，再买来水泥，打了第1个水窖。
1993年，乡里争取了政府投资再加上农民自筹资金，各村男女老少一齐上，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终于在当年冬季，社里通了“电”，小山村从此结束了千百年来祖祖辈辈用煤油灯的历史。紧跟着录音机、电视机逐渐在社里多了起来。
至此，“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梦想才实现了“有了电，多方便，电的用处说不完”的第1步。
1998年，我到上海来打工，打工的公司，员工宿舍里都装有201卡电话。可家里没电话，跟家里最主要的联系方式就是写信，遇到有急事就是拍电报。社里人打电话，要专门到二十里远乡镇上的邮局排队。
2000年，社里一户人家装了“无线电话”。 社里有电话了，这可是件大事！在外面打工的相互转告。这样，天南地北的，都可以随时听到家里人的声音，有什么事，打一个电话就很快知道了。可500多人的村子只有1部电话是忙不过来的。平时是这样打电话的，先打通再挂断，等主人叫来接电话的人，再打过去。刚开始是主人亲自跑去叫，后来是用大喇叭通知。可是，信号不好，打电话的人多，再加上有时停电等原因，往往是这边打电话的人，打了半天打不通，只好放弃。那边接电话的人，等了半天，等来的往往是别人家的电话。最后，只好失望地回家。尽管这样，可还是隔三差五地打电话回去，主人家也是按照接听1次电话1元钱收取服务费。至此，社里才实现了“电灯电话”的 第2步。
2005年春节，我家里终于装了“无线电话”，联系更方便了。在外面打工的我们可以随时用手机跟远在几千里之外的父母亲说话。同时，家里的另一个窑洞被挖掉了；得到政府“母亲水窖”项目的资助，打了第2个水窖，解决了人蓄饮水的问题。至此，家里才实现了“电灯电话”的第2步。
农家人不用再“上粮”了，种地还有补贴，小孩子上学也不交学费了。小山村的子孙们南下广东深圳，北到东北，东到上海等，走得更远了。比起曾经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父辈们，见识多了，技能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村里拓宽延伸了公路，跟外面的联系更方便了。社里，摩托车多了起来，不少的人家买了三轮、四轮农用车甚至是卡车跑运输。有好几家人家，盖起了两层“小洋楼”。社里，终于实现了“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美好生活。
在家里，两个弟弟用自己打工挣来的钱，分别在同一个镇上买了两层的“小洋楼”。
至此，家里才完全实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美好生活。
随着党的“三农”政策的进一步实施，相信，西部农家人的日子，一天比一天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