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去世后，父亲也瘫痪了，哥哥因盗窃入狱，嫂嫂带着孩子离家打工，照顾父亲和这个家的重担就落在了9岁女孩刘宗玲稚嫩的肩上。她每天早上6点就得起床，给爸爸做早饭，然后喂了家里的母猪才能去上学……每天都有一大堆的事情等着这个小女孩。
今年年初，市检察院第五分院驻永川监狱检察室的检察官了解情况后，建议永川监狱启动对女孩哥哥刘宗波的假释程序。几天前，刘宗波回家，终于卸下了妹妹肩上的重担。
贫困家庭雪上加霜
前天上午，市检察院第五分院驻永川监狱检察室主任严荣和两名检察官一起来到刘宗波家，了解他假释后的表现情况。刚走到刘家前面的田坎边，就见到了前来迎接的刘家兄妹。
瘦小的刘宗玲站在哥哥身边，这个言语不多的女孩有点腼腆。住在璧山来凤街道鹿河村的刘家非常贫困。2007年，刘宗玲的母亲生病，家里背上了债。不久，母亲还是去世了。刘宗玲的父亲一直患有小儿麻痹症，2008年病情加重，瘫痪在床。
2010年，刘宗玲的哥哥刘宗波跟人学习喂养蜜蜂，可不久，蜜蜂全死了。刘宗波觉得，是教他养蜜蜂的师傅没好好教，才导致他损失惨重。他冲动之下，偷了师傅几箱蜜蜂去卖。去年8月16日，刘宗波被判刑2年，到永川监狱服刑。
9岁女孩当“家长”
哥哥入狱后，年仅9岁的小宗玲就成了这个贫困家庭的唯一劳动力，她必须撑起这个家，即使她还在读小学三年级。
每天早上6点，小宗玲就起床了。她要烧火做饭，给爸爸洗脸、喂早饭，还要煮猪食，喂家里的母猪。喂猪的工作不能含糊。这是好心人赊给刘家的，必须好好伺候它下了猪仔，才能付买猪的钱。
7点，小宗玲终于忙完，背起书包，步行20多分钟到学校。中午放学后，刘宗玲在学校吃完午饭，还要再给父亲打一份饭。急匆匆回家喂父亲吃完饭后，她都只能跑回学校继续下午的课。“学校的午饭不要钱，老师知道我们家情况，就让我给父亲也打一份。”刘宗玲说，老师和当地政府都很关照她家。
下午5点放学后，小宗玲不敢在路上嬉戏玩耍，仍旧一路小跑回家。她担心父亲渴了饿了，担心他没法上厕所。晚上回家后，活最多。要给父亲做饭擦身体，还要打猪草，煮猪食，还要洗衣服收拾房间。一切收拾停当后，一般都到了9点多，小宗玲才开始做作业。
“小娃儿，哪里得行嘛，煮的饭经常都是糊的，都只有将就吃。她有时候要上学，来不及，我们就端点儿饭过来。”小宗玲的二伯父说，那段时间，宗玲家的地都是亲戚们帮着弄。
检察官建议启动假释程序
今年5月，检察官严荣知道刘宗波家的情况后，专门找他谈了一次话。给家里造成这么大困难，刘宗波很内疚也很自责，“我就想，要好好改造，争取早点回家，承担起家庭责任。”监狱民警也说，刘宗波很肯干，改造得不错。7月，刘宗波因为表现好，获得了一次记功奖励。
之后，严荣和永川监狱民警、璧山县检察院干警一起，专门到璧山刘宗波家去了一趟，主持召开了当地司法所、村组、群众的座谈会。大家都表示，刘宗波平时不错，一时糊涂才犯了错，建议能假释。刘宗波当时偷盗的养蜂师傅也原谅了他，希望他早点回家照顾父亲，减轻妹妹的负担。
最后，永川监狱检察室正式建议永川监狱启动刘宗波假释程序，而当地村委会也答应担保。8月13日，市五院作出对刘宗波予以假释的裁定。第二天，当地村委会干部把刘宗波接回了家。
“我想养点羊，多挣点儿钱，一家人能过上好日子。”刘宗波回家后，接回了妻子和儿子。前天，他有些憧憬地和严荣谈起了今后的打算。
“一家人团团圆圆在一起，多好啊，你要珍惜。以后好好干，不要再走错路。”严荣再次鼓励他。
假释的条件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十三年以上。同时，非杀人、抢劫等9大恶性犯罪，不是累犯，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又有悔改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的，可以假释。
早上还在睡梦中就接到了老爸的电话，劈头盖脸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出大事了！”
出大事了？我那时还处于迷糊状态，感觉就像听到一句没头没脑的电影台词。然而后面的话让我迅速地清醒起来，原来老爸老妈夜住旅馆遭遇小贼，相机、钱、证件都被偷走了。不幸中的万幸，老两口都没事，这让我放下心来。
“钱财毕竟是身外之物，损失的钱，我们总会慢慢赚回来的。”我安慰道。
他们这种开着摩托车逛全国的拉风举动一直让我既钦佩又担心——出来混早晚是要还的。在我看来，只要人能平安归来，在这种高风险的活动中损失点财物还是可以接受的。
为了安慰这两个饱经磨难的心灵，给他们以家的温暖，晚上我便计划着要在他们回来时做一顿丰富的大餐。前晚通宵未眠，早上七点多便到市场采购食材，之后便是整个上午的洗、切、炒、煮、蒸了，在他们回到家的时候，终于弄好了三个菜：韭黄炒肉丝、可乐排骨、翡翠豆腐滑蛋汤。看着老爸吃饱饭后抚摸着自己圆溜溜的肚子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我突然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成就感——这场战争，终归还是我赢了。
一岁不到的时候，他得意地抱着我四处向人展览——“嘿嘿，这小子是我儿子，聪明，将来肯定是个小神童。”
幼儿园时最盼望的就是周末了，因为爸爸会从教书的小镇上回到县城的家里，然后，妈妈会做一周一次的青椒肉片。
小学，开始了我的受虐生涯。挨打，有无数的理由；被表扬，记忆中貌似没有过。
圣斗士热播时他不许我看，那我就躲在别人家门后透过门缝偷偷地看，默默地提升自己的小宇宙；家里的小说也不许我翻，那我就藏在被子里打着手电筒看——没有做不到，只要想得到。
八岁，为了躲避他的拳脚，我开始了反对暴力争取民主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离家出走。第一次离家出走的成果是辉煌的、显著的，回家后非但没再挨揍，还享受了蛋炒饭的优厚待遇。
可惜由于斗争的手段缺乏进步和改良，自此之后，离家出走的成效就愈来愈小了。虽然老妈每次依旧都会担心得要死，但他已渐渐习惯并处之泰然了。因为他知道，即便不去找我，不用多久我也会安全回家的。这种斗争手段直到高中已完全失效——离家前逃掉的那顿饱揍等到归家后总会被加倍地施诸于我身——最后被我主动放弃了。
随着我年龄的增长及意志力的增强，肉体的折磨渐渐失效。然而法西斯的统治是多样化的，他开始寻找新的精神折磨的方法。他根据自己是数学老师，嗓门大的特点，想出了见血封喉的新招——每次训骂我时先是用略微平缓的语调，让我在他的骂声中逐渐放松警惕，直到我昏昏欲睡之时，他便在一秒之内爆发，以几十年大嗓门上课所累积练成的“狮子吼”冲着我咆哮：突袭而至的巨大声浪、近在咫尺的长年烟熏而成的黄斑大牙、海量般喷发而出的如“暴雨梨花针”般的唾沫（四川唐门独家暗器）……
所有这些，都会在一瞬之间将毫无防备的我吓得灵魂出窍、抖如筛糠。每值此刻，在卑鄙的偷袭得逞之后，他狰狞的嘴角边都会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毒笑，其阴暗的心理也由此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可我就是那么容易被你鱼肉的么？也不想想我是谁的儿子？！
随着我对敌经验的逐步丰富，心理抗压能力渐臻于化境，终而达到了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境界。渐渐，他也发现我再也不为他的瞬间暴吼所动了——“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岿然而不动”——他再怎样增强自己怒吼的爆发力也无济于事了，反而显得自己像小丑一样。
终于，他也只好无奈地放弃了此一折磨我的变态嗜好。从那以后，我的心理素质提升到了一种前所未有新境界——经历过这样魔鬼式的训练，还有什么气势汹汹的责骂可以吓倒我吗？！——孩子们，所有暴父都是纸老虎！
高中，他担任我们班的数学老师，大嗓门依然如故，由于要求严格、形象威严，班上的同学大多怕他：这方面最夸张的一个例子是，高中班里一个数学不好的女生，大学毕业后回我们学校教语文成了我爸的同事，但某次同学聚会时她竟然告诉我，她最近还在梦中见到了怒吼着的唐老师，以致于她冷汗津津地从梦魇中被吓醒。
每当此时，我心中便会升腾出一股无法遏抑的自豪感——嗓门大算什么？！再凶残百倍的拷打咱都经受住了，自幼的革命经历早已造就咱的铮铮铁骨！
填报高考志愿时，他根据我的平时成绩最后决定让我填报南京理工。不！我坚决不！斗争要讲究策略，我一开始坚决要报北大，非北大不考！双方僵持不下，最后我作出让步，不给报北大那就报中大，再不行我就不考了！
这一仗赢得凶险啊，若是我一开就说报中大，多半是不成的，正所谓“取法乎上，得乎其中”。他最后即便同意了，也不忘咬牙切齿地对我说：“今年就由你了，明年就再由不得你了！”
电话查到高考成绩后，他带着疑惧以及对梦幻破灭后的痛苦的警惕，坚决让我再多查一遍——“这是你的成绩么，怎么可能这么高？一定是搞错了！”
最终知道被中大录取时，我们终于在时隔十多年后再次躺在同一张床上，和衣而卧，聊了个通宵，第二天一大早他又出门去学校里到处闲逛——等着别人问他儿子考得怎样。
大一刚入学时，通过长途电话听得最多的嘱咐就是：“老子跟你说，你娃一天给老子认真点学习，千万别被学校退学了！”——天，我就那么差么？！当退学渐渐看似不可能时他又有了新的担心内容：“你能按时顺利拿到学位证么？！”
大五了，临近毕业了，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我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就不错了。我告诉他，我要考研，考北大。反复叮咛一句话——“考不上一定要做好找工作的准备啊。”
考研初试结束后，爸妈春节来广州玩，当他躺在牙椅上我用口镜拉开他嘴角看到他满口烂牙时，我忽然产生了一种很虚幻的感觉——这是那个欺压我多年的男人么？现在就这样软弱无助地躺在这里任我宰割。
当快机钻开他的龋齿时，他忍不住嗷嗷叫疼，我阴暗的心理竟然会忍不住一阵暗爽——哈哈，你也有今天？最后一共给他做了如下的治疗：洗了全口的牙，补了四个楔缺、两个龋洞，另外还做了一个根管。
当我的知被北大录取后立马打电话给他，他正在开会，听到这个消息后，他只淡淡说了句：“祝贺你了。”起码语气是淡淡的，远没高考结果出来后的那种欢欣雀跃，电话那头是怎样的一种心情？我不得而知。
昨晚我感到自己胸闷气短很不舒服，他便开着摩托载我出去兜风，在山间的公路上我们停下来休息，父子俩望着路边的野花和远处山谷的绿块农田，都默然无语。突然间，我鬼使神差地问了他一句：
“你承认这么多年来，最后是我胜了么？”
他嘿嘿傻笑，并不作答。
每一位父亲都会试图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塑造儿子，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作为参考的基准来为他的儿子设计人生，而真正有独立思想、自由意志的儿子往往又要极力挣脱父亲的掌控的。
这就注定了，父子之战，无可避免。
这是一场关于成长、关于人生、关于前途、关于命运的战争。倘若是战败，即便获得了世俗所认同的成功，却也很难走出自幼时即笼罩于其中的，父亲巨大身躯所投射下来的阴影，去闯出一片真正属于自己的天地。
每一个男孩，都必须将自己的父亲打败，才能成为真正的男人。我们都必须战胜自己的父亲，完成自己成长的蜕变。在成为父亲之后，再期待着被自己的孩子打败。
虽然还无法预料多年之后下一场战争的结果会是怎样，但目前令我感到庆幸的是，这一次，是我胜了。
“我没有什么能力，只是希望能多做一点，能救救我唯一的亲人……”昨天下午，租住在九龙坡区前进路已十多年的韩信提起母亲，禁不住泪流满面。原来，两个月前，一直有风湿病的母亲又被查出患了慢粒性白血病。得知这一噩耗后，经济拮据的母子俩抱头痛哭。为了筹钱给母亲治病，30岁的韩信频频穿梭在黄桷坪的一些培训学校，给学生当人体模特。尽管获得的报酬相对于昂贵的医疗费来说，仍是杯水车薪，但他还是希望能以此挽留住母亲的生命。
噩耗
母亲被查出患了重病
昨天上午，记者见到了挎着一个大帆布包的韩信，个子不高的他正在捡废品，脸被晒得黑黑的。“得知我妈确诊为慢粒性白血病时，我当时觉得天都塌了。”韩信告诉记者，两个月前，母亲在新桥医院被确诊患白血病。本来，他一直都不敢相信母亲会患这种“富贵”病，但医生复查后明确告诉他：“肯定是慢粒性白血病，去准备钱吧。”
韩信说，15年前，父亲就因患心肌梗塞而去世，他和母亲一直租住在九龙坡区前进路，两人相依为命。由于文化水平不高，韩信捡过废品、摆过地摊、当过力哥，吃过不少苦。不过尽管收入不高，租住的房子也只有20多平方米，但母子俩非常节俭，也还过得十分幸福。
孝顺
当人体模特筹钱救母
韩信说，母亲患白血病的噩耗，对他们的打击实在太大了。“母亲今年才60岁，还没有好好享受过，更不要说抱孙子了，我怎么能忍心她离去。可我该怎样做，才能治好母亲的病呢？我当时想了很多。”韩信告诉记者，由于自己文化不高，从事的工作收入低，没有什么积蓄，加之母亲一直都患有风湿病，所以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是，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我也不会放弃。”
韩信说，除了多捡些废品，他想到了去当人体模特。因为早在一年前，他在黄桷枰当力哥时，就曾经人介绍，断断续续在一公司当过模特。随后，他找到了重庆某模特公司，并告诉公司老板，只要有活都可以给他，因为他想多挣点钱。后来，听说人体模特更能挣钱，韩信就请求老板给他安排人体模特的活。老板告诉他：“你能做吗？坐得住吗？”韩信坚定地说，他能做。随后，在公司的安排下，韩信开始在黄桷坪的一些培训学校当人体模特。
韩信说，其实，在陌生人面前将衣服脱光了，自己还是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不过为了挣钱给母亲治病，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后来，看到学生都很平静，他也就觉得没什么了。
感动
母亲接过钱偷偷落泪
韩信说，当人体模特也不容易，要坐得住、不打瞌睡，一坐就是半天，甚至一天。这样，一天可挣120元左右，这对韩信来说，已经是高收入了。不过，就是这样的活也不是天天有，一周通常只能接到二三次活。这样，韩信一个月可多挣三五百元。
8月初，韩信将之前一个月的收入1500元递给母亲，母亲接过钱时随口问道：“这个月怎么多挣了500元？”韩信这才告诉母亲，他在培训学校当人体模特。
昨天，在九龙坡区第一人民医院内一科，记者见到了韩信今年60岁的母亲谢玉兰。谢玉兰告诉记者，韩信是个孝顺儿子，每月挣了钱都要交给她，一般每月都在1000元左右。当时她听说儿子竟去当人体模特，看着儿子晒得更黑了的脸，她感动得忍不住偷偷落泪。
重庆某模特公司的覃老师告诉记者，她觉得韩信当模特非常认真，而他为了救治患重病的母亲来当人体模特，说明他非常有孝心，让人敬佩。
坚持
烈日下依然不言放弃
韩信还告诉记者，他随身携带的包里，装的都是衣服和帕子，因为天气太热了，要擦汗。韩信称，每天他从家里出发后，都会一路捡些瓶子、废铜废铁，然后就在附近找家废品站卖掉。为了节约钱，如果没有要紧的事，平常他都是步行。
而到了下午，他则要赶到医院照顾母亲。原来，上周星期天时，异常虚弱的母亲感到头晕，连裤子都提不起，他只得打了120，将母亲送到九龙坡区第一人民医院治疗。然而由于没有钱，母亲一直采取的都是保守治疗。医生告诉他，要治好他母亲的病，需要几十万元。为此，韩信不知究竟该咋办。不过在烈日下捡废品的他说，不管怎么样，他都不会放弃母亲，都要想办法救治她，因为她是自己唯一的亲人。
担忧
“我走了儿子怎么办？”
昨天，躺在九龙坡区第一人民医院内一科病床上的谢玉兰说，儿子非常孝顺，她觉得对不起儿子，是自己拖累了儿子。儿子已经30岁了，还没有耍女朋友。现在，她患了病，家里更是一贫如洗，本来母子俩靠低保和儿子微薄的收入度日，而现在无疑是雪上加霜。
谢玉兰流着泪说：“我要活下来，我舍不得我的孝顺儿子，我那儿子又没有文凭，又没有技术，没有稳定的工作，万一我离开了，我儿子怎么办呀？”说起儿子，老人又是惭愧，又是欣慰。
